奥托·鲍威尔著　史集译 　　我在以笔名亨利希·维贝尔发表的小册子《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1917 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过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本小册子是 1917 年 10 月 10 日即十月革命前一个月脱稿的。早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就说过，我深信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由资产阶级建立，只能由工人和农民建立，而工农为了打退反革命和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首先必须取得统治，只有在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巩固了它的成果之后，农民群众才会重新推戴资产阶级，从而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那时候我已经把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的暂时统治，看作是俄国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 　　一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了。那时工人和农民的统治采取了苏维埃专政的形式。我在 1920 年 4 月 12 日完稿的小册子《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 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了俄国革命的这个第二阶段。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也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本身必然会通过土地革命创造前提，使农民阶级上升，从而使俄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制。 　　布尔什维克狂热地反对我对俄国革命的见解。我让历史本身来做出反批评。历史迅速而彻底地做到了这一点。苏维埃政府在农民群众的压力下从 1921 年春天不得不实行的“新方针”，证实了我的预见。 　　我曾经预言，农民的私有制会摧毁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拉狄克对我的答复是，粮食垄断制将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拉狄克《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和实践》1921 年汉堡版第 9 页。——作者注 　　1921 年 3 月 21 日苏维埃政府却不得不取消粮食垄断制而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粮食贸易制。 　　我曾经预言，俄国将发展到采取独特的混合的经济形态。“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销售商品的合作社组织，农民的个体经营，趁城市缺粮而增长起来的农民财产，依靠黑市（这在农民的私有经济基础上是不能根除的）并同它一起发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在特殊的租让权基础上产生的、由外国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俄国的新经济将由以上这些因素组成。”（第 70 页）拉狄克辛辣地嘲笑了这个“新的孟什维主义哲学”。同上书，第 6 页。——作者注但是，列宁在几个星期以后写道：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这些成分是：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04—505 页。——译者注” 　　可见列宁也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不是要堵塞或禁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19 页。列宁的原话是“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译注者，而是要加强俄国过渡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来反对自然经济的和小生产的成分；其途径必定是，对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制，鼓励合作社，吸引代购代销商人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最后把国有的企业租给资本家。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19—524 页。——译者注现在有没有人能够比这更加透彻地证明我的“孟什维主义哲学”——不久前拉狄克还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是正确的呢？ 　　布尔什维主义的“新方针”就这样全面地证实了我的关于俄国革命种种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还有争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上的变革将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我在 11 月初发表于维也纳《工人日报》上的四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个有争论的问题。我把这四篇文章不加改动地在这里发表。 　　不言而喻，俄国布尔什维克将首先把我对他们的“新方针”的分析误解为对俄国革命的“诬蔑”，看作是对它的“背叛”。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处在反对最强大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之中。谁处在这样的斗争之中，谁就需要幻想。无论在阶级斗争还是在民族战争中，可能彻底胜利的幻想是唯一使战士产生空前勇气和最大毅力的力量源泉。这种力量源泉是在斗争中“坚持到底”的精神上的先决条件。如果远离炮火的我们去嘲笑火线上的人的那种为生存所必需的幻想，那是要不得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陷入只有火热的斗争才能为之辩解的幻想之中，也同样是不适当的。如果说，马克思教给我们的历史观，跟斗争者自己从战斗的激情中培育出来的那些意识、幻想相比，不能有所不同地、不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最巨大的阶级斗争，那么这种历史观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说，当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斗争的时候幻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那么一旦必须停止那种为取得无法取得的东西而进行的斗争，以防彻底失败的时候，幻想对于斗争者本身来说就成为最大的危险了。苏维埃政府及时地同它的经济上的种种幻想实行决裂，这是它的巨大功绩。但是，如果在经济上实行新方针以后不跟着在政治上也及时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实行“新方针”这个大胆的行动将是没有成效的。正因为我们深信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同俄国革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有权利和有义务来证明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唯有这种变革才会使俄国革命、同时也使国际无产阶级免遭最严重的灾难。 奥托·鲍威尔 1921 年 11 月 12 日于维也纳 　　彼得堡的士兵和工人推翻克伦斯基政府而使苏维埃政府执政的四周年的日子，前几天到来了。俄国这四年的历史是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的历史，是充满令人鼓舞的胜利和骇人听闻的失败的历史。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斗争条件尽管与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发展条件不同，但是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仍旧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利用从这四年的经验中得到的认识促进他们本身的斗争。因此，现在正是回顾一下俄国革命在苏维埃共和国四年中的发展的时候了。 　　苏维埃共和国的头三年是国内战争的三年。在这期间，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经过无数次流血战斗战胜了高尔察克、都托夫、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打退了协约国及其仆从的武装进攻，为苏维埃政府征服了整个俄国。这战争的三年，是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官僚统治机器、红军和万能的警察组织“契卡”的时期。这三年同时是俄国国民经济完全听命于革命的国家政权的时期。在这三年，俄国的全部工业国有化了，农户的一切剩余被国家征用了，商业完全被压制了。国家征用农户的产品，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城市居民。国家把其工厂生产的工业品运往农村，把它们分配给农民。资本主义看来完全铲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了。 　　但是，这三年的国内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农民知道，他们经营出来的任何剩余都将被征用，所以他们自己食用需要多少就只耕种多少。在 1920 年，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 18.5%，马铃薯播种面积减少 27%。同时，由于缺少牲畜、肥料、农具，每公顷的收获量也大大地下降了。根据斯特鲁米林的数字，1920 年谷物收成的纯收获量只有 18 亿普特，而 1913 年为 30 亿普特。1921 年 3 月 31 日《经济生活报》。——作者注但是，工业比农业还糟得多。由于工人营养不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由于工业的官僚主义领导的缺点，工业生产严重地下降了。克鲁敏把 1920 年的工业生产同 1913 年的生产作了对比。根据他的计算，1920 年的情况如下： 　　铁矿石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25%；盐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17%；原油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40%；煤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0%；生铁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12%；机器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5%；棉纱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5.6%；亚麻线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5%；糖产量1921 年 5 月 27 日和 28 日《经济生活报》。——作者注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6%。 　　当战争和国内战争在苏维埃制度的第三年末终于结束，当苏维埃共和国终于赢得和平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着手重建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但是，苏维埃政府起初认为，可以通过变本加厉地使用它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那些办法来实行重建。托洛茨基起草了他的使工作军事化的纲领。工厂应当军事化，工人应当置于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他们指望借此提高劳动强度。小资产者、农民、被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家属应当被征入劳动大军，并在军事强制下进行劳动；他们指望由此为巨大的公共工程获得劳动力。他们甚至认为可以使数百万农户服从官僚主义的领导；国家应当规定它们耕种什么和怎样经营土地。参见 1920 年 12 月《俄国新闻简报》上拉林、奥新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文章。——作者注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卓越的近著《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考茨基《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同托洛茨基的辩论》1921 年柏林《自由》出版社版。——作者注中激烈地批驳了这一军事官僚社会主义的空想；但是，早在考茨基的批判发表以前，历史本身就已经使那一切计划遭到了更加无情得多的批判。 　　1921 年春，俄国各个城市笼罩着一片可怕的粮荒和油荒。忍饥受冻的工人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的愤怒首先指向工业劳动的军事化。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把工人束缚在企业中；工人不许离开自己的企业而在另一个企业中就业。现在工人强烈要求恢复他们的迁徙自由。但是工人同时也反对由国家管理粮食供应。如果国家无法分配给他们规定的粮食定量，那它就必须给予他们为自己在农村弄到粮食的自由。比工人的这种动荡还要危险的是同时也在加强的农民的动荡。农民起来反对以军事手段征用他们的产品。他们要求有权自由支配他们经营出来的剩余产品，要求恢复自由贸易。在这以前农村已经一再有人集成匪帮来反抗武装的征收分队，袭击小城市中的行政机关，破坏铁路；1921 年春这种匪徒骚动在唐波夫、沃龙涅什和萨拉托夫三省、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具有很大的规模。西伯利亚的暴乱使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交通完全断绝达两个星期之久。这种骚动终于也波及红军的个别部队，首先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农村度过他们假期的水兵，沾染上农民中间流行的那种不满情绪而返回了舰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个新的时期》，1921 年 6 月《俄国新闻简报》第 416 页。——作者注这样，喀琅施塔得暴乱时骚动达到了顶点。 　　苏维埃政府把所有这些暴乱都顺利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些暴乱向它证明，它不能沿着迄今走过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由于工人、农民、士兵的反抗日益增长，通过发展军事共产主义即以军事化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实现重建的一切计划破产了。在 1921 年春天那些骚动的压力下，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所有那些计划，并且下决心尝试以完全相反的办法着手重建。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开始了。 　　“新方针”只对工人作了小小的让步。一般说来，工人仍旧被束缚在工厂里。只有当一个工人一直被迫干着非本行的工作或者在自己住地以外工作时，他才被允许在自己的住地找个本行工作做。对农民作出的让步要大得多。军事征用制取消了。完全象在奥国那样，农民仅仅必须向国家交纳一个份额——在俄国称之为“实物税”；他们收获的剩余部分可以由他们自由支配。这样一来，粮食的“自由贸易”首先恢复了。但是，最大的让步是对被认为在三年战争中已经克服了的资本主义作出的。苏维埃政府对用官僚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克服经济混乱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它认为，只有通过发挥“个人首创精神”才能克服这种混乱。列宁本人现在教导说，应当“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25 页。——译者注。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仅开放了资本主义贸易，而且还把战争期间已经社会化的工厂、矿山、森林拿出来租给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家。同时，它竭力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它完全改变了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它恢复了银行业务，它修改了有关民法的法令，它向外国资本表示准备偿还沙皇政府的对外债务……春季在暴乱的压力下采取的“新方针”，到了夏季和秋季在歉收和饥荒的压力下愈来愈确定下来了。 　　列宁于 10 月 17 日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维埃政策这一惊人的转变作了如下的论证： 　　“同志们，你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非常年轻，但都是在我们革命初期，在我们一般政治工作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所以你们不能不看到，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已经实行了多么急遽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有着更多的旧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曾经假定过，旧的俄罗斯经济将直接过渡到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的国家生产和分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国家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以后，例如在 1918 年初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完成了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对于经济建设任务的谈论，比 1918 年下半年以及整个 1919 年和 1920 年要小心谨慎得多。当时我们多少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在我们肩上，由于我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而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不能说我们就是这样明确地给自己拟定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当时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动的。不幸这是一个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时期终于使我们相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那时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自 1918 年提出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作了说明以来，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即使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也必须经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过渡时期，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在国内战争剧烈而不得不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象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上的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被打垮的时候，让我们实行退却，重新安排一切并安排得更牢靠一些吧。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那么对我们在经济战线上遭受惨败这一事实，就不能有丝毫怀疑！”引自苏俄半官方的“俄罗斯电讯社维也纳分社”1921 年 11 月 1 日的报道。——作者注 　　列宁所说的“急遽转变”，苏维埃政府现在采取的“新经济政策”，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第四年的结论。我们将在一系列文章中描述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新方针”；因为各国工人阶级如果要学习和利用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它就必须首先弄清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种彻底转变的原因，并且认识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苏维埃共和国国内的历史，是城乡之间为粮食进行顽强的和严酷的斗争的历史。革命前，农民必须把他收获的一部分出售，以便能够向国家交纳捐税，向地主交纳地租。1917 年的土地革命取消了农民的捐税和地租；农民不再被迫把他收获的一部分东西卖给城市。革命前，农民还必须把他收获的另一部分卖给城市，以便用得到的钱购买工业品；但是，从 1917 年起，由于封锁和本国工业遭到破坏，城市不再能向农村出售工业品，而农民不会为了不能拿来交换工业品的贬值的纸卢布而出让他的辛勤劳动的果实。这样，城市遭到农村的封锁：它再不能取得必需的粮食了。于是它试图用暴力把农民不愿意交给它的东西据为已有。十月革命以后，武装的工人队伍开到了农村，并且用暴力从农民那里夺走了粮食。饥饿的工人这种自发的征用发展成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征用制。全部收获遭到没收。军事征收队伍收割了庄稼。迫于军队和城市的痛切需要，征收队伍给农民留下的东西往往甚至不够满足他们本身的口粮以及种籽和饲料的需要。农民通过缩减播种面积、隐藏储备粮、武装抵抗征收队伍，通过暴乱来反对这种征用制；他们要求取消征用制，恢复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当农民的暴乱在 1921 年春天广泛地蔓延开来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进行了三年斗争后投降。1921 年 3 月 21 日的法令取消了强迫交付和恢复了粮食的自由贸易，这标志苏维埃政府向农民、城市向农村、无产阶级向农民的私有制投降了。农民的经济实力战胜了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军事暴力。亿万农民群众的顽强抵抗被证明为比契卡的恐怖手段、革命法庭的死刑判决、红军的刺刀更加强大。 　　但是农民的胜利同时意味资本的胜利。唐波夫或萨拉托夫的农民不能直接地把他们的产品同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工业企业进行交换。资本主义商人插进农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资本主义贸易代替共产主义的征收机构和分配机构来组织粮食供应。一旦商业资本重新支配了这个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那么，它同其他部门就不再会离得很远了。在粮食的自由贸易恢复以后，其他的贸易限制也取消了；只有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但是这一贸易垄断实际上也被广泛的黑市贸易打破了。商业资本的复活明显地表现在俄国大城市面貌的改变上。当十月革命以后贸易遭到扼杀、商店被禁止开业的时候，涅瓦大街这个举世闻名的彼得堡通衢大道是荒凉的。现在它又活跃起来了。商贩充斥街头，商店又开业了，橱窗里面“又是一应俱全”，但橱窗前面站着的是饥饿的人们，他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盯着所有这些按高不可攀的价格出售的华丽商品。资本主义商业城市常见的景象又在俄国出现了。 　　但是，商业资本的复活同时意味着一个新阶级的兴起，这个阶级现在在俄国被称作苏维埃资产阶级。在中欧和西欧，战争的经济后果也使老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即食利者、房主、官吏贫困化了，但是同时一个新资产阶级却崭露了头角，它在我们这里被称作发战争财者和投机者，在西欧被称作“暴发户”。同样的过程在俄国也发生了。俄国的老资产阶级受到剥夺并且贫穷了。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四年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尽管契卡可以作出死刑的判决，黑市还是制止不住，这就提供很多机会使人发财致富。很多人就是在封锁期间靠走私发财的。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向私人订购它本身筹措不到的军需品，并且允许在非社会主义的小企业中进行生产；甚至国内战争也有它的发战争财者。布尔什维克经济管理机构的领导人之一拉林一年前描述过这种发战争财者，他写道：“有一批提供军用铁路、建筑物、燃料的企业家。他们是投机市场上的主要消费者。他们是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资助者。他们是一部分苏维埃行政机构内部发生腐化现象的主要媒介。现代的企业家取得预付款而不冒任何危险。如果半年以后他说他无法完成订货任务，并且把交给他的预付款退回，那么，这笔卢布的价值在半年后已完全不同，大大减少了，他就从差额捞到了好处，而全部预付款还充当过他的投机事业的基金。”1920 年 12 月《俄国新闻简报》第 1177 页。——作者注最后，很多卑鄙分子钻进了苏维埃官僚队伍，特别是钻进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机构，他们靠行贿和盗窃国家财产聚集起大量财富。俄国共产党建立了定期“清洗”党的专门机构，其目的是查明腐化的党员，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党。在最近这次清洗中，全党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党员被开除。——作者注这样，“暴发户”这个阶级在苏维埃俄国也产生了。这个阶级迄今可以说是非法地存在的，一直受着契卡那只惩罚手臂的威胁。但是“新方针”使这个阶级合法化了。现在它在重新开放的自由贸易中可以合法地使它的资本增值了。 　　被苏维埃政府剥夺的老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因为只有反革命才能发还它失去的财产。新的资产阶级即苏维埃资产阶级则不一样。象英国宗教改革中夺得世俗化的教会财产的新统治阶级反对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一样，象法国革命中把流亡贵族的财产据为己有的新资产阶级必须防止保皇派的反革命一样，俄国革命中的新资产阶级也必须反对反革命，因为反革命会重新夺取它从老资产阶级的遗产中所夺取的一切东西。因此，新资产阶级的目的不是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是，它确实迫使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会使它的新财产合法化，并且打破对它的资本增值的一切限制。参见《社会主义通报》十月号达林的文章和十一月号舒姆斯基的文章。——作者注 　　但苏维埃政府是由于经济必然性本身才被迫满足这个新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因为，一旦国家本身不再组织粮食供应，而把这种组织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交给商业资本时，它就被迫排除妨害商业资本活动的障碍，使商业有可能供应粮食。这样，苏维埃政府就修改它的民事立法，以便重建资本主义商业的法律基础。这样，它就建立银行，因为资本主义商业离开银行业便无法维持。这样，“新方针”就首先引起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决定性变革。 　　十月革命期间，俄国的纸币流通额总共为 300 亿卢布。此后投入流通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纸币和经济统制》，1921 年 6 月《俄国新闻简报》。——作者注：

	百万卢布
1918	33.952
1919	163.751
1920	955.223

　　在 1921 年，流通额已经大大超过 10000 亿卢布。这种空前的增发纸币是困难的产物。但是共产主义理论却认为困难可以转变成好事。不断增发纸币是达到“取消货币”的正确手段：通过不断增发纸币，最后货币就会完全丧失价值，从而共产主义的自然经济就会代替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苏维埃政府从 1919 年 4 月起就企图通过“工资的实物化”准备向自然经济过渡。一部分货币工资已由实物工资代替。货币工资保持很低，而各种食品和用品却免费发给工人。拉林—克里茨曼《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1921 年柏林版第 57 页以下。——作者注任何人可以免费乘电车和火车，煤气和电灯免费供给，邮费取消了。 　　“新方针”必须同“取消货币”这一整个政策决裂。如果国家不掌握粮食，而把它交给商业资本，那么就不可能实行实物报酬；因此，只要恢复自由贸易，就必须从实物工资回到货币工资。如果粮食供应交给商业，那么货币贬值就会危及粮食供应；因为如果纸卢布有失去一切购买力的危险，农民就不会出售他们的产品来换取纸卢布。因此，苏维埃政府一旦决定恢复自由贸易，它就必须放弃“取消货币”的政策，转而采取相反的政策。现在它必须使用一切力量来防止卢布进一步贬值，使其价值稳定下来。但是，只有限制纸币的发行额，它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能够限制纸币的发行额，它必须大大增加国家的收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方针”首先企图在国营经济中贯彻“成本原则”：任何企业不得低于成本交付它的产品。免费使用火车和电车、邮政、电力照明和煤气照明又被取消了；这些方面的使用费由于卢布严重贬值不得不规定得非常高。这样，现在乘电车要花一千五百到二千卢布，乘火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二十万卢布，到托姆斯克一百万卢布。战前 1 卢布等于 2.50 克郎，现在 1 克郎等于 55—65 卢布。——作者注同时苏维埃政府还企图通过征收新税来增加它的收入。因为直接税带来的收益太小，所以考虑恢复间接税和金融垄断。据共产党作家斯彼克塔托尔《苏维埃俄国经济政策中的新方针》1921 年柏林版第 59、62、66 页。——作者注这样，苏维埃政府一旦开放资本主义贸易，它就必然被迫走上资本主义财政政策的轨道。 　　这是我们看到这样复活起来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被新资产阶级所操纵，它依靠数百万的农户，而国家的立法和行政不得不被迫与之相适应。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曾经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在俄国人民中只占很小的少数，但是只要它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并通过自己的恐怖手段把居民的大多数镇压下去，它就能够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亿万农民群众。经验教给它的却不一样。不可能在成百万落后的、刚刚通过革命摆脱封建主义羁绊的农户（俄国的少数城市和工业地区只是分布在其中的小岛）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一旦农民群众的反抗迫使苏维埃政府回到自由贸易，那么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就会通过贸易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恢复起来。在这个重大的历史经验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得到了证实：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它的社会制度；任何专政、任何恐怖、任何暴力都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的那种社会制度强加给一个国家。 　　劳动和资本之间为了工业的生产资料的斗争，是同城市和农村之间为了粮食的斗争并肩进行的。在 1918 年到 1920 年，苏维埃政府从资本家那里剥夺了工业的工作场所，把工厂、作坊和矿山国有化了。但是，这种国有化是在国内战争的风暴中实行的，因此，它是无计划地、无秩序地、暴力地、用血和铁实行的。它不仅从企业中赶走了无所事事的股东，而且还赶走了经理、厂长、工程师、一大部分技术人员和营业人员。一大部分管理生产的知识分子就这样从俄国工业中被排除了。他们流入黑市贸易，流入反革命阴谋集团，流入国外。有一部分被赶走的厂长被有才能的工人代替了。根据李可夫的数字，在 1920 年，在纺织厂管理机构中有 64％ 的管理职位，在冶金厂管理机构中有 60％ 的管理职位，在造纸厂管理机构中有 56％ 的管理职位，在皮革厂管理机构中有 53％ 的管理职位，在化学工业管理机构中有 50％ 的管理职位由工人出任。1921 年 3 月《俄国新闻简报》第 275 页。——作者注尽管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的阵痛中从它的队伍里产生了这样多有才能的人，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一下子就被提升到大工业企业领导职位的工人都能够十分迅速地取得知识和本领，使他们有可能代替被赶走的有经验和受过训练的专家。因此，苏维埃政府必须重新把被赶走的人招收回来。其中很多人由于饥饿所迫回到企业。昨天他们作为企业主被赶走，今天作为经理回到企业了。但是他们现在做工作是不痛快的，内心充满仇恨，倾向于怠工。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必须同其企业管理上的缺陷作斗争。 　　早在 1920 年 12 月，苏维埃政府就规定，有五个以上工人的小企业要实行国有化。几个星期以后来了一个大转弯。农民强迫恢复了自由贸易。商业资本的复活也迫使工业政策作出改变。农民如果用纸卢布换不回来工业品，他就不会出售他的农产品来换纸卢布。如果再不能用暴力的方式征用农民阶级的剩余物，那么就必须尽可能提供许多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生产，现在成了迫切的需要。如果苏维埃国家的企业管理机构无法把生产提高上去，那么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的手段去提高。李可夫现在这样写道：“如果某一个工厂，在我们这里处于停顿状态，在私有者手中却会开起工来，那么不把工厂交给私有者就会是一种罪过。”1921 年 6 月《俄国新闻简报》第 460 页。——作者注米柳亭同样写道：“把我们无法利用的企业租给劳动组合或者个人企业家，那将是有益的。我们受到大量缺乏鞋子之苦就是一例。在现有一千七百家企业中，只有八百家开工，其余全部停工了。但是停工的企业也有机器和其他设备。那么为什么不应当把这些企业交给合作社或者私人企业家呢？”斯彼克塔托尔《苏维埃俄国经济政策中的新方针》1921 年柏林版第 18 页。——作者注苏维埃官僚认为，虽然原料困难、燃料发生危机、劳力缺乏，但是私人资本还是能够使共产党工业管理机构无法使之维持生产的一些企业进行生产，于是苏维埃官僚便决定把这样的企业租给资本家。这是苏维埃政权向工业资本投降。这个投降也是农民战胜苏维埃暴力的结果。在农民迫使实行自由贸易时，他们也就使工业资本同商业资本一起抬头了。 　　关于把国营企业租给资本家的法令，是 1921 年 7 月 10 日颁布的。它企图使租让制尽可能容易地和迅速地实行。省经济委员会可以出租中小企业，而不必取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如果它们打算出租大企业，它们必须就此报告最高经济委员会。如果它在一个月内不提出异议，它们就可以着手租出去，而不必等候答复。这个法令甚至未对租让的最长期限作出规定。同上书，第 19 页。——作者注但是不管怎样，这项法令的成果是很小的。真正租出去的大企业不多。由于苏维埃卢布贬值，要经营一个工业企业需要雄厚的资本；在俄国新的资产阶级中，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有可能筹集这样一笔资本。这样，苏维埃政府便必须努力寻找承租俄国国营企业的外国资本家。 　　而且还有另外的更加迫切的考虑迫使它那样做。俄国不从国外大量进口机车和火车车厢、机器、工具和仪器，就不能重建铁路、工业、农业。此外由于歉收，它现在也还必须进口外国的粮食。但是它应当用什么来支付这样大量的外国商品呢？黄金储备是紧张的。俄国只能小规模地出口自己的产品并用出口所得的钱来支付外国的商品，因为遭到破坏的生产只能提供少量的出口产品。苏维埃政府不接受不加掩饰的外国贷款。因此唯一的办法是：把俄国的国家财产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用获得的租金来支付必须从外国进口的商品。这样，苏维埃政府便要把库兹涅茨克、厄基巴斯土兹、伊塞克和切尔诺哥尔斯克的煤矿，把帖利别斯、里杰罗夫、伊尔宾和阿巴卡诺夫的矿藏，把高加索的石油资源，把西伯利亚西部和俄罗斯北部的森林，把顿涅次地区和库班地区的地产，把很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火柴工业的企业，都租让给外国资本家。1921 年 3 月《俄国新闻简报》第 255 页以下。——作者注这些租让的项目就是苏维埃俄国打算提供给欧洲资本和美国资本的那些多次提到的“租让项目”。但是资本表现冷淡。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租让项目做成了交易。 　　这里我们接触到苏维埃政权真正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战前，俄国也必须通过国外进口来满足它对机器、工具、仪器的需要。要重建俄国的运输业、俄国的工业、俄国的农业，不进口大量的外国生产资料是不行的。由于俄国无法通过它的出口为自己弄到支付这种进口的支付手段，因此，在苏维埃政府未能从外国资本取得大量贷款或者把俄国的一大部分生产机构租给外国资本家的时候，俄国的国民经济就一定会毫无希望地衰落下去。支付逆差始终只能通过输入资本来达到平衡；如果外国资本家不下决心向俄国投放大量资本，那么俄国国民经济的混乱就将继续下去，这种混乱除了导致一场可怕的经济灾难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而苏维埃政权将会在这场灾难中崩溃。 　　目前苏维埃政府和外国资本之间的账目还没有结清。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政府的债务。只要苏维埃政府拒绝偿还旧的债务，外国资产阶级就不愿向俄国投放新的资本。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以后，苏维埃政府现在终于决定承认沙皇政府的对外债务。但是，法国资产阶级报刊以嘲笑的口吻来回答苏维埃政府究竟想用什么来偿还那笔债务这个问题。很明显，这一让步也不足以推动外国资产阶级向俄国投放大量资本。 　　老亚当·斯密已经懂得，资本输入的首要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法律保障。1917 年和 1918 年，苏维埃政府无偿地没收了投入俄国工业的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资本。难道人们可以期望，外国资本家会在只有一个单纯的诺言而无其他保证防止这些资本又被无偿地没收的情况下再一次向俄国投入大量资本吗？在俄国没有独立于政府的法庭。难道人们可以期望，在要由依附于政府的法庭去判决这类交易中的纠纷的时候，外国资本会同俄国政府去做生意吗？苏维埃俄国的契卡、警察局还是可以不经诉讼就把苏维埃政权的政敌枪杀、下狱、拘禁的。难道人们可以期望，外国的资本家和经理会冒这样的风险去到俄国定居吗？因此人们懂得，法国和美国为什么宣称它们的资本只能去帮助一个民主的俄国。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要把普选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重新给予俄国人民或者甚至把联合权重新给予俄国工人。它们要做的是，恢复使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否则西方资产阶级就不敢把他们的资本投入俄国。 　　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建立了国家银行。但是，既然资本家知道苏维埃政府在 1917 年没收了银行存款，那么他们会把款项存进这个政府的银行吗？资本主义贸易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复活的确也要求恢复银行业务。但是，恢复银行业务要求的前提条件不仅是建立国家银行；它要求法律保障作为前提条件，没有这种法律保障任何信贷组织都不能维持。在资本主义前期，英国也曾经由国家垄断银行业务。1640 年查理一世曾经没收银行存款。英国的资产阶级以革命来回答。查理的首级落到了刽子手的刀斧之下。革命的成果是人身和财产不可侵犯得到了法律保障，而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因此，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在反对专制独断的斗争中都必须取得法律保障，没有这种法律保障资本主义是不能维持的。 　　布尔什维克也认识到，不把必要的法律保障恢复起来，俄国是无法把外国资本吸引进来的。斯切克洛夫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开始了一场战斗，争取建立必然会代替目前盛行的独断专横的那种“革命法制”。但是这种“革命法制”恰恰是意味着共产党的专政自行取消。列宁本人曾经给专政下定义说，专政是统治阶级的无限制的、不受其本身的法律约束、限制的权力。如果吸引外国资本的经济必然性将迫使专政为了一种与资本的需要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来限制它自己的无限权力，那么，它恰好将以此取消专政。布尔什维克仍旧相信，对他们的政治法律统治制度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变，就可以支配他们为了使俄国的经济不致在可怕的灾难中崩溃而必须引诱到俄国来的那一资本。他们仍旧相信，他们用资本主义手段进行再建的新政策是可以同继续实行恐怖主义的专政并行不悖的。他们仍旧相信，重建资本主义是可以在共产党的专政下进行的。但是，通过还是那么迷人的租让办法来引诱外国资本到俄国的一切计划的破产，证明这一信念是一种幻想。这再一次证实马克思的学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会发生整个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只有苏维埃政府本身逐步地废除恐怖主义的党专政，逐步地使俄国转而采用民主的法制国家的法律形式，它才能得到必须吸引来的外国资本，即得到俄国重新加入世界市场的前提。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它坚持专政和恐怖，那么，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在将来也会把外国资本拒之门外，俄国就无法找到进口外国生产资料的必要的支付手段，因此，俄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毫无希望地继续衰落下去，直到苏维埃制度在一场经济灾难中遭到彻底崩溃。恐怖主义的专政已经成为俄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的障碍；这种重新加入的必要性将迫使苏维埃俄国废除专政。 　　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从资产阶级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的。然而资产阶级的反抗却释放了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即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的力量。阶级对立的展开和整个社会机体的解体最终导致了最坚定、最果敢、最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的专政：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大革命中，实行专政的是革命军队，即在克伦威尔军队中联合起来的武装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把国王押上了断头台，并且解散了资产阶级国会；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实行专政的是长裤汉，即武装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他们把国王和资产阶级各派一个接一个地押上了断头台。这种专政依靠平民大众提出了种种空想的、幻想的目标，远远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克伦威尔的铁骑军打算建立“人间基督天国”、“圣徒公社”。法国的雅各宾派打算为一切人争取到“自由、平等和博爱”。远远超出一切当时可以达到的目标的这些思想意识，使革命战士具有把他们引向胜利的激情。但是，他们的胜利的客观后果却总是与他们的主观目的完全不同。这种专政作为一把铁扫帚有效地扫除了封建社会制度、专制国家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但是，一旦这种专政除此之外还想有所作为，一旦它想实现它的种种幻想的目标——象英国的“圣徒公社”，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它就会碰到无情的经济事实而遭到失败。专政垮台了。专政的遗产由资产阶级继承了，专政摧毁了封建制度，从而替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描述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这个发展进程。他在描述 1649 年的英国革命时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 1793 年在法国和 1848 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92 页。马克思的原话为“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译者注 　　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条发展规律也支配着俄国大革命。1917年 3 月，这个革命也就是从资产阶级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的。在俄国，也是资产阶级的反抗唤起了平民大众、工人和农民走上斗争舞台。在这里，也是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妄图加以调和的那种阶级对立的展开，最终导致了最果敢的革命政党的专政。这个专政也是一把扫除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铁扫帚。它打碎了沙皇专制的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统治机器。它废除了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在农村建立了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基础。 　　而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必须“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这个专政是以士兵起来反对战争和农民起来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为起点的。工业无产阶级站到了士兵和农民的这种革命的前列，利用这种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治。但是，既然建立了专政的是无产阶级政党，那么这个专政的目标必然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鼓舞人心的宏伟目标首先是革命的巨大力量源泉。这个力量源泉使工人有了为革命忍饥挨饿、历尽艰辛、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的毅力。这个力量源泉使红军士兵有了打退反革命军队的热情。但是，当专政的第四年同波兰恢复了和平、打退了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当战争结束、专政面临重建经济这一问题时，专政者的主观目的立刻同专政的客观后果发生了矛盾。 　　专政者的主观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专政的客观后果却是：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几百万农户建立、扩大和巩固了。专政者的主观目的是要实行共产主义的粮食管理办法。农民群众的现实的阶级利益却要求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在专政受到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的威胁期间，农民使自己的阶级利益服从了专政者的目的；因为在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中，专政反对地主而保卫了农民的土地，这些地主打算卷土重来，重新从农民那里夺回土地。但是，反革命一被战胜，农民的客观的阶级利益就胜过了专政者的主观目的。农民迫使专政恢复了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复活，即资本主义的复辟。用恩格斯的话说，俄国革命必须暂时地“超出这一目的”，而现在它又重新回到它的目的了。这是“新方针”的历史意义。 　　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其平民专政阶段往往陷入的那种热情的、幻想的、空想的意识形态之一。这种意识形态在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意义完全等同于“以色列帝国”的意识形态在英国革命中的意义、雅各宾派的平等意识形态在法国革命中的意义。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训练、成熟起来的那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那种无产阶级能够进行现实的斗争，来实行产品生产和产品交换的社会化，而这一社会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早已预示的，是客观上已经有可能实现的。俄国的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刚刚摆脱封建制度桎梏的国家的平民大众的幻想，他们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暂时推上执政地位之后，企图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最后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过低而遭到失败。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统治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只是一个历史工具，借此可以消除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在新的广泛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29 页。——译者注俄国专政所设想的是共产主义。它的真实本质却是俄国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农民基础的扩大和巩固。 　　列宁现在异常明确地指出，俄国还缺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切前提，首先缺少它的第一个前提，即一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存在。列宁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 　　“资本主义如果得势，工业生产就会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增长。资本家将因我们目前的政策而得势，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而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端严重的破坏，已经失去阶级性，这就是说，它已经逸出自己的阶级轨道，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顿，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同经济基础没有联系了。” 　　“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也就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大机器工厂里从事生产，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作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从事其他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破坏的情况下必然会作的‘工作’。”《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6—47 页。着重号是鲍威尔加的。——译者注 　　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 　　“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承租者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会从你们那里攫取好几倍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让他们去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作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53 页。着重号是鲍威尔加的。——译者注 　　这是一个自供：俄国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前提，发展出一个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自供：俄国革命的客观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它只能是俄国资本主义在农民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础是由于革命而扩大了的、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由此可见，这个专政本身认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毁灭了。那些“言辞和幻想”破灭了。俄国革命的真实本质在其“新方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新方针”的现实的实践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但是它认为，重建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可能的。这仍然是幻想，仍然是空想。1917 年秋，实际上是无产者大众推翻了联合政府，从企业赶走了资本家，用武力征用了农村的收获。但是，在苏维埃统治的四年中，无产阶级瓦解了。无产阶级的最优秀人物或者在内战中阵亡了，或者成了苏维埃机关的官员、红军的战士。其他的人则象列宁所描述的，在贫困的压力下当了黑市商贩和街头小贩，或者回到农村，在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上重新当了农民。留在工厂的早已不再是社会力量了。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工业无产阶级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的地方，又正如他所说的，在“无产阶级消失了”参看《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6 页。——译者注的地方，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那真是幻想！共产党的专政在 1917 年秋确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表现形式，而在无产阶级已经瓦解的今天，已不再是依存于充满力量的社会阶级了。尽管如此，专政还存在着。但是，专政的存在现在变成了完成历史任务的障碍，而专政坚信，这个任务是俄国目前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在 1917 年秋，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实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打碎束缚俄国农民的封建枷锁；在 1918 年至 1920 年间，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集中俄国人民的力量同反革命作斗争，只有它才能胜利地将内战进行到底，从而保卫土地革命的一切成果。但是，现在俄国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任务。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在共产党的专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国民经济中的“新方针”要求政治上有一个新方针。 　　俄国农民需要工具，俄国工业需要机器，俄国铁路需要机车。重新加入世界市场，现在是极其迫切的需要。但是，加入世界市场是以资本输入为前提的，资本输入又是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而专政是保证不了后面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专政在完成它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后，就成了发展俄国的劳动生产力和土地生产力的障碍。取消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取消的方式。 　　我们可以设想，统治俄国的政党本身由于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而逐步地和平地废除它的专政，为此这个政党把俄国社会的日益广泛的阶层吸引到政权中来，放松恐怖给社会带来的羁绊，重新确立人身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项法律保障（没有这种保障，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任何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毕竟有一大部分俄国工业会实现国有化，无产阶级会保持革命的重大社会成果，苏维埃制度的重大成分会过渡到由上述变革而产生的民主制。俄国的民主制将包含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生机勃勃的成分。俄国会保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民主制发展的一根支柱。 　　但是，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抱住它的独占统治不放，如果它不及时下决心对苏维埃制度进行和平改造，那么它的“新方针”也会在专政对资本输入所设置的围墙面前遭到失败。那时俄国就会走向经济灾难，在这种灾难中饥饿的、失望的人民群众就会推翻专政。专政将遗留下一片混乱，随后流血的反革命就会由此发生，而这种反革命不仅会夺去俄国工人的一切革命成果，而且还会给予国际反革命以强大的推动力和巨大的支持。 　　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是：要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改造，而不要通过对它的暴力颠覆来取消这个非取消不可的专政。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去反对一切反革命的威胁。因此，维也纳工人苏维埃社会民主党监督委员会进行艰苦的、不屈的、有效的斗争来反对向波兰和罗马尼亚偷运武器。因此，整个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组织从它的菲薄工资中献出那么多的款项来制止俄国的饥荒。的确，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组织比各国共产党都更好地履行了给予俄国革命以国际声援的义务。 　　但是，我们要想声援伟大的俄国革命，还必须担负另外一项义务，这就是：用我们掌握的一切精神武器去支持俄国革命内部的那些迫使苏维埃政府及时地自愿地取消专政的力量，唯有这样地取消专政，才能防止政府被暴力所推翻。让共产党人把每一个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作为武器去探讨俄国悲剧的意义的人骂为叛徒吧！让共产党人现在仍旧幼稚地虔诚地抱住那些已被俄国革命的现实打破的“言辞和幻想”不放吧！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竭尽所能，恳切地向俄国革命建议如何解决“新方针”所固有的现实同幻想的矛盾、经济必然性同政治统治形式的矛盾，使一切革命成果不致由于矛盾的可怕爆发而化为乌有，这便是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较好的效劳。 　　可见，我们同时也在履行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义务。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各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掩盖了这次革命的真正经济内容和社会内容，即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这种错觉在各国分裂了无产阶级，在很多国家把广大的无产者阶层诱引上危险的歧途。我们要透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表面现象来揭示资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本质，使无产阶级摆脱这一令人迷惑的误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平民专政发展阶段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 根据维也纳人民书店 1921 年德文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