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史集译 　　本书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在柏林交响乐大厅对一批人数异常多、成分很杂的听众所作的一次演讲。举办演讲的是公民和经济教育协会，它对在德意志共和国最初的纷扰动荡时期普及关于这一共和国的任务和能力的启蒙教育十分热心。根据协会的建议，为这次演讲作了速记记录，并且发行了印数相当多的小册子。小册子可惜是根据未经校正的速记稿排印的，很久以来已经售缺了。但是一再有人需要此书，因此我现在将它仔细地校阅一遍，为了阅读的方便划分成章，重新交给书店。这次修改仅限于文字方面。在实质方面我有意识地使它保持不变，因为它是革命的最初的、充满希望的月份中的作品，就通贯全文的语调说，也不妨把它看成别具一格的历史文件。 爱德华·伯恩施坦一九二二年二月于柏林雪纳堡 　　全世界今天都在谈和写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每个人对此也总算有一点概念。但是如果一个个地问一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回答彼此将出入很大。不仅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受过教育的、读过书的人甚至专家们也都是如此。我们从教科书中得到的也几乎到处都是互不相同的回答。我有一次利用对社会主义者讲社会主义的机会，让一批听众事先各在一张纸上写下关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简短解释，我从五个人得到五种不同的回答。当然差别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这些解释之所以各不相同，只是因为写的人是从不同的观察点、从不同的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人把这一方面看作决定性的、最主要的或者最能概括全面的，另一个人则把那一方面看成这样。 　　从这样一些回答只能得到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部分图画。某一部分描绘得多少还算正确，但问题本身没有讲透。一些人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想像出来的状态，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运动，一种发展，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政策或一种政治制度，更有人认为是一种理论或一种认识。也有一些人把社会主义概念同共产主义概念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不完备形态或准备阶段，而共产主义则可以说是完成阶段，完全公有制的状态。 　　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解释究竟应当听哪一个呢？如果我们想具体地看一下分歧的情况，那么两部远近驰名的辞书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样子。迈耶尔百科辞典把广义的社会主义解释为“旨在消除支配着社会的阶级差别的一切意向的概括”，把狭义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国民经济制度——前一解释中用“意向”一词的地方，这里用的是“制度”一词——这一制度要在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情况下把经济生活置于公共的有计划的管理之下。 　　在社会科学大手册中却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大规模地用公共资金从事经营的社会状态”。我们在这里查到的是一种状态，在那里查到的是一种制度，此外还有意向，这就是说有三种观察问题的不同方式。 　　再说一遍吧，应当听哪一个？ 　　如果我们稍为考察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词本身即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根本不是很古老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八十岁或九十岁的确是很小的年龄。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些人在英国，在高尚的社会改革家罗柏特·欧文的学派中，另一些人在法国，在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圣西门的集团里说出了这个词。罗柏特·欧文及其学派和圣西门及其学派，作为社会改革家来说，他们的建议多少是激进的。但是他们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倒不如说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而且他们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反对者。他们是道德家与调和论者，这就是说，他们是用伦理原则来论证自己的理论以及自己的实际建议和要求的。 　　但是社会主义这一个词（从文法上说它是从 societas 即“社会”派生出来的）一旦见于文字，立刻就流行起来，并且被用于一切可能的复合形态，产生了应有尽有的变化。第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史著述家路易·雷波把他的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版的著作命名为《对现代改革家或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在其中列举了一系列社会主义体系；后来这些体系又增加了好些。特别是法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充斥着常常是很有趣的、在思想中构造新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尝试。不过在这次讲演中，为了节省时间，不允许详细地研讨它们以及英国等国的著作家的类似著作。 　　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之间的冬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有整整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变种受到了批判：封建社会主义，保守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这一《共产党宣言》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作了批判性的说明。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概念的运用已经是极其多种多样、彼此出入很大的了。 　　在一八四八的革命年代，社会主义概念进入政治，点缀了一些政党的名称。在法国，激进共和国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拥护者自称为 democrat socialistes——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而在德国，民主主义诗人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今天大多数人仅仅知道他的名字了）据此创造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说法。这个词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 　　一八五零年在英国产生了一个改革家学派，自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这就是弗里德里克·丹尼逊·莫理斯和诗人金斯莱的学派，这两个人作了许多牺牲，并且决不是为了任何一个阶级，而是大公无私地为社会主义工作，同时他们自认为可以以基督教为立足点。 　　后来在一八六三年，斐廸南·拉萨尔在德国出场了。一种新的工人运动展开了，首先为争取民主的选举权和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而斗争。拉萨尔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并且声明说，如果把他和他的信徒所要的东西称为社会主义，那么他们正是社会主义者。而他也确是社会主义者。新的运动在拉萨尔死后为自己创办了一份名叫《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此后运动就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了。 　　九年以后，在一八七二年，在爱森那赫出现了一个国民经济科学的代表者的团体，他们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些大学讲座上的社会主义者多半远离政治斗争。七十年代中期产生了社会保守主义这一说法，而属于保守党派的天主教社会改革家和新教鼓动家于是自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新教徒社会主义者中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起名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这样，表现为种种复合形态的社会主义一词已经有了整整一段历史。 　　如果我打算说明我所举出的各种党派或学派怎样应用社会主义和社会思想，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还不如放下这些特殊品种，而只讨论今天在德国由一个大党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这个党的成员或者简单地自称社会主义者，或者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　　　　*　　　　*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斗士和思想家尊为社会主义意向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公认的导师和阐述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七六——七七年写了一部论争性著作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意向和理论以反对在柏林大学主张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并激烈攻击马克思的欧根·杜林。这一著作（后来它的个别几章作为单独的启蒙著作出版，它在今天还没有受到足够热烈的推荐，它的名称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引论对社会主义作了如下的解释：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一方面对于支配着现代社会的有产者和无产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观察的产物，另一方面对于支配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行观察的产物。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不过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的进一步和似乎比较彻底的发展。”译文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13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17 页。——译者注 　　这一解释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什么？谁只要仔细地检查一下，就会说：这里仍旧缺少对于这一内容本身的特性和本质的任何确定说明。只说了社会主义是从什么观点起源的，它表现为什么，但没有说出它实际上是什么。这种把社会主义作为体系来加以说明的解释现在在恩格斯或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事实上是找不着的。为什么找不着？难道他们对于它、对于它的本质没有确定的概念吗？哦，完全肯定是有的，这一点可以放心。但是他们反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构想，反对任何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方案。对他们说来社会主义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着的社会发展过程。不是方案，不是图样，而是以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物质基础的一种运动，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动力的。 　　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标志是什么？标志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不是在小作坊中进行——当然也有例外，但不是常规，而标志一种社会状态的是常规的东西——，而是在大企业中进行。社会的使用财富，只要不是农业的产品，都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生产的，这些企业用资本主义资金经营，其中的劳动是已经以多少完善的形式集体地，或者像马克思甚至也说过的那样，社会地实行的。在一个现代工厂中作工的人已经一同组成了一种共同体，它按照很发达的劳动分工而相应地分成不同的集团，但企业的人员是作为一个整体而集体地或者说社会地制造产品的。区别仅仅在于，企业是由个人领导的，它的利润是归个人占有的。固然今天纯利润并不总是被个别的人据为己有，而是为资本家集团甚至为由整千整万的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所有，但是这些资本家和股东形成了一个同工人和职员对立的整体，他们和从事生产的人比起来完全是另外一种人。 　　在这一制度下，生产者即工人（愈来愈多的商业职员或技术职员下降为工人）的一方和占有者即资本的持有者（或者是个人，或者是集团）一方互相分离，以致生产资料的占有完全和生产者分离。这一制度的前提是，从生产者的劳动中创造出超过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之上的剩余价值，而社会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就靠这一剩余价值生活。因为这一制度已被人感到是一种剥削的制度，它就引起工人和职员的经常的、一再重新发生的反抗。不仅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而且也在资本家内部，产生了必然要一再重新爆发的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 　　后一方面说的是企业主彼此之间的竞争。一些企业主试图通过廉价抛售打败另一些企业主，要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就得改善经营以减少每件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份额。工厂扩大了，为的是在愈来愈广阔的基础上实行分工和专业化。企业（各式各样的工厂、采伐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了，随着企业的发展，工人对企业主的从属性也发展了。在资本主义生产采取最现代化的形式即资本家联合成辛廸加或托拉斯时，特别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资本家联合起来以后，只要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资本家巨头集团就可以对千千万万的工人发号施令，对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这样发展下去就从资本家的竞争中产生出商业的危机和停滞。生产资料的发展超出了生产者的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通常是预先生产，这种生产终究会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上发生了生产过剩的情况，产生了商业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停滞，这一向是以工人的巨大贫困为其后果的。在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的大辛廸加方面，最近出现了一些能削弱或缩短危机的情况，但通过垄断对公众的剥削因此也更加盛行了。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一日益尖锐化的情况最后要导致社会崩溃。根据这一理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的内部矛盾而崩溃。在这期间，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不断扩展，由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受到淘汰和排斥，无产阶级将逐渐强大起来，以致能夺取统治权，掌握国家，按自己的要求改变生产和整个社会。由此发展出来的新社会因而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成熟程度时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在这里从恩格斯的著作本身、从他的结论中引用几句话，是很恰当的。他在那里描述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上述阶段他是这样描写的： 　　“一方面，机器的改进，因有竞争而成为每一个厂主所必须遵守的律令，这也就等于工人不断加紧被解雇：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张，也是每一厂主所必需遵守的竞争规律。两方面都引起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充塞，十年一次的危机，错误的循环：这方面生产资料和生产品过剩，那方面没有工作和没有生存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幸福的这两个杠杆不能联结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除非在生产力和生产品事先已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下，是不许生产力发生作用和生产品流通的，而这种转化，正为它们本身的过剩所阻碍。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地步：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无能继续支配自己的社会生产力的罪状已经证实了。”着重号是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原本中的斜体字加上的。译文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300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53—154 页。——译者注 　　于是开始了下一个阶段，对此我们大家都有了一些体验，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一阶段的变化发展之中： 　　“资本家自己被迫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巨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归股份公司所有，后来归托拉斯所有，然后又归国家所有。资产阶级被证明是多余的阶级；它的一切社会职能现在都由雇用的职员执行了。”着重号是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原本中的斜体字加上的。译文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300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53—154 页。——译者注 　　而最后来到了：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并且运用这个权力把摆脱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它通过这一行动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先前的资本属性，而使他们的社会性有充分发展的完全自由。从此就有可能按照预先规定的计划来进行社会生产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合时宜的现象。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相应地趋于衰亡。人既已终于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化方式的主人，因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着重号是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原本中的斜体字加上的。译文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300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53—154 页。——译者注 　　上面说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发展。那末，根据这一发展看来，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学说即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精确认识这一发展及其趋势，精确研究它的细节。 　　第二，为了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任务而组织和从政治上教育他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第三，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这样说过： 　　“工人阶级没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乌托邦……他们只是要解放那些已经在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译文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 62 页。——译者注 　　而社会因素的这一解放，也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障碍的消除，这是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如同比无产阶级先出现的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有这种任务一样。 　　要知道资产阶级——按照法文 bourgeoisie 一词的意义——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中可以读到简直是颂扬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句子。要知道这个资产阶级一度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行会资产阶级等等的解放者阶级。它曾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清除了阻挡它发展的障碍，并且为了它自己的需要，为了它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为了自由竞争，为了在国内市场以及后来在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赛而解放了社会力量。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是有历史使命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在一八四七年，这一使命至少在德国还没有全部完成，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鉴于此，也为实践得出了结论说，社会主义者固然就社会观点说来已经以资产阶级的敌人自居，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斗争，但是有些时候——《共产党宣言》中确是这样说的——必须在资产阶级对反动阶级采取革命行动的一切场合支持资产阶级；并不排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暂时联合行动。 　　我们还是坚持用德文的资产阶级一词吧，尽管它有歧义。我们德文的 Bürger 一词是有两重意义的。它一方面单纯意味着一个巨大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它是无产者也好，资产者也好，贵族或者其他什么也好，每个人都是 Bürger（市民）。在另一方面它却是指一个一定的社会阶层即不属于世袭贵族的有产阶级的成员。在这里，Bürger（资产者、资产阶级）只要意识到自己是自己阶级的成员时，他就和工人或无产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心目中是有产的资本家阶级时，我们还是坚持用 Bürgertum 一词吧——它是在某一时候移植过来的。资产阶级除了经济的和政治的进步外，也在司法机构、法权概念方面，甚至也在伦理方面完成了很重大的进步。当它反对和废除等级制度时，它至少在原则上要树立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尽管这在今天看来已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时候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进步。现代资产阶级至少在原则上要承认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活动。而无产阶级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大家目前都利用这一点，用得很惬意。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自由主义——不是理解为政党，作为政党它的确常常是僵化了的，常常落入资本主义手中或者听它使唤——，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在当年是一件伟大的事物，今天也决没有成为多余。 　　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的观念世界是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奠定的，这一革命宣布了个性自由，对于本身自由的权利，每一代人的自主权。在人权宣言中说，任何一代人也不能为下一代人预先规定法律。这是一个非常革命的思想，斐迪南·拉萨尔在他的重要著作《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并且按照这一革命的意义把它应用于现代的条件。任何一代人也不能为下一代人预先规定法律，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任何一代人也不受根据前一代人的决议而得出的既得权利概念的束缚。不需要多加考虑就可以明白，这意味着一些影响特别深远的后果，尤其是就赔偿或剥夺问题而言。因为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进行革命剥夺的权利的理论，它认为，主张这一权利，要和这样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暴力中，法权思想也要得到表现。人们当然可以在革命时说：“好啊，我们现在有暴力，可以为所欲为。”正是斐迪南·拉萨尔指出，甚至在革命的暴力中，法权思想仍旧必须并且能够有一席之地。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成文法即在法律中规定下来的法权和法哲学即自然法的协调。这一著作指出，按照法权观念，在什么时候必须进行赔偿，在什么时候则可以直截了当地没收。 　　这里所描述的发展，即从行会制度、从等级制度等等的解放以及自由个性原则的确立，我们要归功于资产阶级。 　　这一需要几百年才能贯彻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被我们仅仅解释成为一种观念的斗争。它的背景，为它提供动力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人们长期以来很少加以注意。十六世纪的改革指从德国发生并且扩展到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译者注，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意向的这个第一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集中的运动，英国和法国的大革命——它们表现了观念的发展，这一发展还完全没有结束。因为说到观念，情况是这样的：它们固然最初是由在社会发展的孕育中完成着的物质过程所引起的，却具有独立地向前发展、超出它本身的实现形式之外的倾向。人的思想不是静止不动的，何况社会发展本身还在前进。例如今天的资产阶级显得和五十年前不同，五十年前它又显得和一百年前不同，如此等等。此外资产阶级还分成很不相同的阶层。有大资本巨头阶层，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阶层，小资产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后两者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不同的阶层自然有不同的利益，从这一利益的差别发生种种不同形式的观念过程以及对于资产阶级在当年提出的一些原则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在资产阶级的发展时期，它的观念往往表现为乌托邦，表现为在观念上描绘出来的未来图画。不仅有社会主义乌托邦，也有或者曾经有过资产阶级乌托邦。十八世纪时（特别是在法国）我们看到有一整批关于社会计划、关于未来社会的草案或图景的文献出现，它们都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但大多数是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乌托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上的玄想。 　　但是，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进一步发展时，就会产生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或乌托邦即平等共产主义。工人或者关怀无产阶级、关怀被剥夺财产的人的先进资产者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你们资产者，你们的平等不过是说谎，你们不想有真正的平等，只要财产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不平等继续存在，你们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就毫无意义。”这样，由于模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把它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就形成了新的概念，现在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里就是引导出对我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关键所在。我们根据什么来认识，一个观念，或者一件措施，或者一项政策，是否社会主义或者是否社会主义性质的呢？换句话说，是否也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尺度的话，那末什么是社会主义呢？ 　　关于社会主义是否有思想体系这一问题是可以肯定地回答的。的确，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而且有衡量它的尺度。我们打算怎样获得这些尺度呢？可以从臆想的社会推演出它来，这是许多人已经做过的。但是这始终是或多或少任意的、因而会引起误解的构想。事实上实际可用的尺度不是从一个苦心缔造的现成的社会方案推演出来的，不管有多少个别的人相信这个方案，而是从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为天职的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现实的、以已经达到的经济水平为根源的活生生的需要和可能性推演出来的。不过这一点必须正确地理解。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阶级和这一阶级的个别成员区别开来。无产者作为个人是和别人一样的人，这样的人自然是有缺点的。他受到各色各样的思想影响，他所受的教育大部分在今天还是有缺陷的，而且我们天天看到，他可能仍旧沉迷在应有尽有的偏见里，他是背负着这些偏见长大的。他除了长处以外也有从他的社会地位产生的人类的弱点。但是如果我说的是无产阶级这一阶级，那末我指的是工人全体，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对他们同情或感到和他们相连的那些成员一起，由于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及其原因而形成了确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力求实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因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要求把无产阶级组织成阶级，以此作为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 　　什么是阶级？一个特定的社会，在今天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阶级是这一社会的这些分子，他们在主要方面生存在同样的生活条件——财产和收入的情况——之下并且构成这一社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在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之前，已经有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完全指靠雇佣劳动为生的人。但是无产者起初一般只是简单地感到自己是一个穷人。他的一伙只在富和穷之间划界限。那时无产者很体会：那些是富人，我们是穷人。但是他作为工人是属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的，和其他穷人、其他没有财产的人不同，这一点他还没有意识到。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运动，使他们在这一运动中感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赋有特殊任务的社会阶级的成员，——这首先成为德国人即一八四七年创立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的任务，它在今天则是巨大的社会主义者政党的任务。当他们组成阶级时，社会主义者为他们提供阶级意识。对于工人说来，认识到他们有一定的自己的物质利益是不够的，应当有这样的觉悟：他们作为现代社会的工人担负着崇高的社会革命任务，他们必须完成使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使命。这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完满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前提。 　　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述了这一点。但是斐廸南·拉萨尔在他于一八六二年对柏林工人所作的一次演讲（后来以《工人纲领》为标题印成小册子出版）中已经令人惊奇地说到了这一点，虽然用的词句多少有些不同，而且有些说法甚至是可以提出异议的。这一著作我今天仍旧可以介绍给任何人阅读，虽然其中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它到今天毕竟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拉萨尔在这一著作中，从我们时代的工人的历史地位出发，阐述了他所说的工人的“观念”。这就是说，他向他们指出，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而赋有创造新社会的天职，然后他号召他们根据这一事实，不仅为自己的政治意向，而且为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自己的整个精神世界作出结论；不管在哪里也要永远想着这一任务，一心一意只想着这一任务并且从它作出结论。他向工人大声疾呼：“没有思想的人们的乐事和被压迫者的恶习已不再适合你们了。你们全神贯注在这一思想中吧，永远不要忘记它吧：你们是岩石，现在的教堂应当建立在它的上面。”就是在今天人们也不应当忘记这些优美的话，永远不要忽视，在粗俗的物质利益（这当然是有正当理由的）之上还有这一伟大的任务。 　　工人运动所经历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现代工人运动开始于个别的工厂暴动，起初是反对机器，然后组织集团。工人对于自己的阶级还没有任何概念，但是他们已经竭力追求别种状况，由于他们还看不到实现这些状况的手段，也没有政治权利，而且连取得这些权利的可能也没有，因此他们就组织小组，即热中于多少是幻想的计划的集团。还没有任何在经济方面经过研究的理论可以传播。但是在发展进程中，工人在社会中的真正战斗即阶级斗争从骚乱和暴动的运动中产生了。而作为阶级斗争来说，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是政治斗争。紧紧抓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凡是不仅为了一定的眼前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涉及的问题已经是要实现无所不包的社会要求。工人的局部运动在任何时候对于社会来说都可能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可能。工厂的工人会为了特殊的利益而对整体进行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工人甚至会以提高工资为代价而同企业主联合起来，通过抬高价格来欺诈大众。这不是阶级斗争。这样的一种斗争尽管可以有它的解释，或许有时甚至可以找到理由，但它和阶级斗争毫不相干，这是一种普通的利益斗争。 　　这类事情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使工人直截了当成为他们做工的工厂的主人，这种思想同样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在这方面我们在东方的邻国（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卓越的社会经济学家卡尔·洛贝尔图斯在他与鲁道尔夫·迈耶尔和拉萨尔的通信中讲得更尖锐了。大家知道，拉萨尔提出了由国家给生产合作社大量贷款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手段。但是洛贝尔图斯坚决认为，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工人对企业的所有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所有制更坏的私有制。为什么？这很简单，因为它使工人——只要他们一旦成为他们自己的行业中的企业主——和整体对立起来，削弱改进技术、采用节约劳动的机器等等的动力，而这种削弱是对整体有害的。但是社会主义恰恰是整体利益高于各团体的任何特殊利益的思想，它是从阶级的共同利益、不是从集团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它和这种同整体利益相抵触的个别行业的利益是毫不相干的。 　　今天我们见到一种可以根据革命状态而加以解释的现象：从前大都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今天在企业里和工会作对。这是 1918 年 12 月写的。——作者注我没有受委派在这里保卫或者攻击工会的领袖。他们可能犯了错误，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关于那种力图至少包括某一工业的全部工人并且按阶级斗争精神办事的工会的思想，无论如何比从企业到企业的做法（如果它本身不仅是工会斗争的一种手段的话）更接近社会主义。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一辈子都反对通过分红来改善工人地位的思想。有些厂主出于慷慨，有些厂主另有打算，他们把自己工厂的利润分给自己的工人。这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容易使分到利润的工人甚至和同一行业的伙伴对立。如果说可以谈到所谓分红的话，那末最值得争取的工人分红就是由工人全体和全行业的企业主协商订立的工资。 　　诚然，个别的工会也可能是保守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反动的。我们在英国有过这样的经验：工会直接反对技术进步，因为它们认为它们的会员会由此吃亏，在别的国家里也到处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经历过有些工会保守的情况。但是一个包括一切行业的工人的工人党，不管它是像英国的工党那样基本上由工会组成的党也好，还是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那样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也好，就广义的革命即经济、政治、思想和道德这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彻底进步来说，它只能是革命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工人作为阶级，就全体来说，和几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不受任何遗留下来的过去的制度的束缚。他们作为阶级没有任何和进步相抵触的利益。作为阶级来说，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是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个别工人认为，社会进步、技术进步会使他们遭受损害，因为这种进步往往使工人过剩，那末全体毕竟从这一进步得到了产品增加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巨大利益。但是这一利益正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因为社会财富不达到一定的阶段，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改变社会。 　　工人阶级最关心一切领域中的进步、生产和流通中的进步，因而它也是财产的一切特殊化利益的反对者。因此它正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者。这也表现在工人对待国家的一般态度上。在国家的某一发展阶段上和面对着国家的某种宪法，工人阶级可能对国家抱敌对的态度，他们曾经对它抱敌对态度，在有些情况下必须对它抱敌对态度。但这只是在一定的统治情况下对一定形式的国家才是适用的。然而国家是民族这一巨大整体的结合，是巨大的共同利益天然的捍卫者，就国家的这一职能来说，工人和它是立场一致的。工人是不和一定的国家连在一起的，他们根本不受这种看法束缚：社会一直要以国家的形式，也就是说通过国家结合起来。可以设想其他的结合形式。但是他们也珍视按照合乎理性的观点看来国家所赖以建立的那一基本思想，又是拉萨尔在他的论述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的精心著作中表达了这种思想，他为了说明它而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献身于整体！这是道德的永恒的基本概念。”这必然也是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所必须具有的道德，不管各种各样的工人作为个别的人的想法是怎样的。个别的人的缺点在整个运动中消失了。在整个运动中，作为共同的思想留下来的是，全体工人除了这个或那个人作为个人或许会有的与人不同的特性以外，在社会判断方式方面或多或少自觉地共同所有的东西。工人阶级是和整体思想不可分的。如前所述，在我向五个人提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我从一个老工人那里得到了一个经典式的答案。在他的纸上只写有一个词，就是团结。在我看来，在能够用一个词表达出来的答案中，这是最正确的。整体感，人作为社会的密切联系，这对于普通人说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显然，他是把它和一种完全确定的社会经济概念（而且原则上也是正确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怎样实现团结呢？工人在不同的行业里，在不同的工厂中做工，他们的利益有时相互抵触，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里面，团结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的，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下进行这种斗争才能取得最大可能的成就。废除任何阶级特权，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基本权利。个别资产者可能撇开阶级利益，从意识形态出发主张实现完全的民主，但没有一个社会阶级能像工人阶级那样无顾虑地、无保留地主张在一切领域中实现民主。民主是取消任何阶级特权，一切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不只是参加公共代议机构选举的平等权利。但是民主的范围还要大得多。它伸延到整个司法机构，还伸延到一系列其他的公共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它必然促使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垄断，或者消除其资本主义性质。它加强工人的政党组织、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经济斗争而成立的组织，它提高对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的要求。凡是工人有充分民主选举权并且有阶级觉悟的地方，他们就向国家提出愈来愈庞大的、需要更大开支的文化性质的要求。他们加强了要求由整体（按企业的性质不同，分别由国家或地方自治机构）接受垄断企业的压力。这一点我们在和平时期已经能够观察得很清楚了。长期以来甚至也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所低估的普选权的社会影响已经表现得如此突出，连固然并不反对民主权利，但在某一时期很不愿意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确信，这种斗争是完全有道理的，民主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利和贯彻更多的旨在改造社会的措施所能运用的巨大杠杆。我们在和平时期，根据我们在帝国、在各邦、在地方自治机构的政治工作已经体会到这一点。凡是一直注意德国和其他国家最近几十年来的社会政策立法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种立法已经带来了某些重要改革。的确，对这些改革称赞得太过分了，但是它们确实存在着，而且大家公认，所以有这种立法，是靠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压力，在德国是靠了社会民主党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压力，它依靠民主选举权就能够以必要的强度施展这种压力。如果说，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就，那末这在某些国家正是由于选举权还受到限制。在另一些国家，例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农业国的法国，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还不够多，而且缺乏政治上的统一。 　　从另一方面说，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会更大，如果选举权在最大的邦中没有受到限制的话，如果在选举权只是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帝国中，宪法不规定联邦院对国民议会的立法决定可以干脆置之不理的话，如果国家和社会里的力量对比不是还妨碍选举权充分发挥作用的话。但是民主、民主选举权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这个事实是证明了的。那种阻碍选举权发挥其全部效力的力量对比现在已经被革命推翻了。这样一来，内政上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通向对现代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有组织的改造的道路被打通了。而有组织的道路将是最好的道路。 　　但遗憾的是，我们必须对付的不仅是内政方面的障碍。目前要求社会化的呼声很高。我们从许多方面都听到这样的呼声。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化是表达社会民主党所努力争取的公有化的概括性的专门名词，公有化将结束资本主义经济的灾难和不平。但是从一再发出呼声的这种样子，从“为什么不立刻社会化？”这一迫不及待的问题，的确表现出对于社会化的直接可能性和效力的巨大迷信以及对于在目前条件下妨碍它进行的、一部分是在政治领域内也存在着的困难的完全忽视。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急躁心情。我了解它，但是每个人毕竟应当懂得，这样的大事不可能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工作。今天我们的工业必须和极大的困难斗争，而且它将要碰到的其他阻力的大小我们还根本无法估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战胜者的外国要把哪些条件加在我们德国人身上，今天如果设想，只要我们宣布这一或那一工业社会化，就可以在瞬息之间为工人或者为全体取得某种重大的改进，那就是——哦，我要毫不客气地说——相信奇迹。 　　国有化或地方公有化是公有化的标准形态。当然，它们本身不是目的；它们也只不过是达到以争取最大可能的普遍幸福为最高任务的那一目的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的保证是，在经济领域中，在生产、贸易和交通中能带来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率。如果我们着手进行社会化，那末我们就应当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所采取的以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是否真正能使我们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率，我们是否会在和这些措施有关的情况的压力下暂时不能前进，反而向后倒退呢？我了解我所说的这种急躁心情，并且把它当作推动力。但是我们不想向自己隐瞒，今天下的是什么赌注。公有化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把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置于整体的管理监督之下，而且是置于一个远比它们过去所受的更为有力、更为广泛的监督之下。使经济转归社会领导并且为社会服务，可以通过各种道路来实现，并不是只有一条固定的道路可走。目前在我们德国（农业除外），大约有三百万个各色各样的生产、贸易和其他的企业，其中足有一半是小企业、个体企业或者也许只有一个伙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社会化在目前是不能考虑的。如果我们把它们算得更多一些，把数字估计为三分之二，那末还剩下一百万个大小不等的中型、大型和巨型企业，各种类型的生产、交换和运输企业。难道有人相信，如果我们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公务人员来代替企业主，这些企业立刻就会有所改善吗？我不相信。私营企业转归公营，是一个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观点仔细地和井井有条地加以完成的过程。人们必须研究，哪些经济部门或者哪些类型的企业能够首先最有成效地为社会接管，哪些最好暂时还留在私人手里，甚至必须留下，以免经济运转陷于停顿。在目前的时刻，有一个比“公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这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工的企业还是停顿的企业？要知道我们的人民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指靠工作为生。 　　战争以前德国就整个来说是一个富足的国家，在战后的今天它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得不采取贫穷国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并且因为它为了能够维持经济必须输入价值几十亿的原料和部分食品，所以它不得不尽可能大规模地输出制成品。要知道产品终归只能以产品支付。黄金很快就要枯竭，而我们所印的纸币，国外是没有人按票面价值接受的。 　　第二任德国首相卡普利维伯爵当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指出德国不能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全部原料和食品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或者输出商品，或者输出人。而输出人换句话说就是移民。我担心，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人本来就会被引诱去移民。但是我们不想再人为地扩大这个数目。已经有人向我提出问题：他们应当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正当的问题。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遇到的情况已和在这次可怕的、万恶的战争以前完全不同了。我们常常受到憎恨，它在一项敌视德国人的立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使移民比在战前困难得多。这一来德国工人的境遇就像弗莱利格拉特关于革命前所说的： 　　“她寻找别人的炉灶，悄悄地坐在灰里”。 　　因此我们今天不应该通过靠不住的试验人为地再把数目扩大。我们应当争取把我们必须投奔国外的工人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数目上。 　　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一步一步、井井有条地进行社会化，为什么我们必须使未加社会化的工业有可能在这一期间生存和工作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还要再说一遍：社会化有种种途径。它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将某些企业或工业群直接接受，使它们成为邦营企业也好，地方公营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但是它也可以这样进行，即由整体通过法律和法令而愈来愈多地干预企业的经营。今天整体已经部分地这样做了。工厂法也曾经在当年被资本家看作侵犯他们的尊严的东西而加以反对。他们要做自己家业的主人。在我们这里，俾斯麦也曾经一度就工厂视察愤怒地发表和英国工厂主在它第一次施行时所发表的相似的意见。他也希望这个法律不要进入他的工厂。但是它毕竟进去了，为了整体的幸福，为了社会进步而且也为了经济进步的利益而进去了。这可以进一步扩展。邦或者国能够作为整体的代表逐步参加管理它暂时留在资本家手中的企业；分享它的赢利，也参加决定价格，以杜绝一定会抬高物价的垄断。这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而且还能够大加扩展。用这种方法，整体就能够获得愈来愈多的经济权利，愈来愈多地参与生产。 　　二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话，今天我还承认它：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里整体的利益在广泛得多的规模上得到了照顾，数目大得多的人的幸福受到了关心。和这比起来，国家是否多掌握几个企业以及是否只要有可能就仍旧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这些企业，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工人阶级要求国家和行政管理民主化，企业民主化，并且要求把民主化扩大到一切部门，扩大到教育事业、体育、艺术和交通方面。工人运动在各个部门中都向前推进，这是由于它的全部本质和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它产生越来越多的在精神上也力争上进的分子，他们不满足于取得物质利益、提高收入，而是希望在精神上也得到真正的解放。数目也许还不像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么大，但是进行学习、进行自我教育和精神上有大志的工人的数目正在不断增长。今天的确已经可以看到，许多工人表现出有能力由从事阶级活动进而担任帝国或各邦的最高职位。我是最不会奉承工人的。但是我敢说：工人运动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就是它向工人解释清楚并且使他们牢牢记住了什么是阶级觉悟，许多资产者和在座的许多人咒骂这种阶级觉悟，却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意思。要知道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本阶级觉悟的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尽管我们的周围多么动荡不安，这一伟大的革命毕竟是相当平静地，我想说合法地进行着，这要归功于在我们的工人阶级中有大批这样的人。 　　在两星期以前在柏林举行的经济会议上，我对资本家说：你们常常咒骂工人运动，常常为它烦恼，但是现在你们看一看革命吧：我们在柏林经历的令人遗憾的冲突究竟是什么，天天举行的示威是什么？老实说，几乎没有使任何人伤一根头发。固然在这里或那里也出现了过火行动。但是整个说来运动是平静地，可以说是合法地进行的。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在革命以前已经有了工人运动，它把工人组织起来，它在政治上，在工会里，在一切可能的机构中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能够理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国家生活，能够掌握社会上的相互关系，而不至于像不懂得这些事情的工人那样瞎打一阵。 　　工人的阶级运动在一切领域内部要求按这样的精神改造社会，即消灭一切阶级区别并且由社会本身有计划地管理整个经济生活。我认为我可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它不是公式，不是图样，它也不仅是雇佣工人的事情。现代社会的广大阶层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有过一个时期，职员感到自己和老板一样，看不起工人。当我年轻时在一家银行做职员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总是他的上司们的死对头，永远和他们作对。但是他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我是社会主义者，为工人操心。他是一个道地的柏林人，喜欢用柏林土话讲话。他老是用这句话来责备我：“鞋匠和裁缝关你什么事？”今天连银行职员的想法也已经完全不同了，更不必说其他企业的职员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境况也有了愈来愈大的变动。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处境即使不是和工人相同，但已经相似了。这种发展还在继续。像职员一样，还有其他的社会阶层同这一伟大的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社会地位的差别总是会有的。为什么不应当有呢？只要差别不引起剥削，不导致压迫，那它们倒是使社会生活丰富化了。阶级差别应当消灭。至于个人的差别、工作上、职业上和职业地位上的差别，这些不妨仍旧长久存在下去。 　　如果我把在这里所发挥的一切总结一下，那末我要给社会主义这样下定义： 　　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 　　为了理解阶级的这些意向和任务，我们不需要从过去得到什么范例，我们不需要空想的虚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未来的社会描绘得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美好，这完全可以听凭他任意幻想。但是运动本身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从构成运动的中心的那一阶级的实际需要汲取自己的力量和归纳出自己的目的。它根据这一阶级的需要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这些要求的总和——随便你读哪一个社会党的哪一个纲领——，这些要求的精神总和、思想内容，我再说一遍，这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导致合乎目的的集体经济并且最终使社会机体全部成员的团结日益实现，导致社会的密切联系的实现。 　　正如我已简单提到过的，这当然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在我看来，我们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在于，它在德国清除了专制君主政体（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东西）和军国主义这两大势力，并且给人民带来了完全的民主。这个巨大的好处是被低估了的。如果人们从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著作的结尾所写的几句话得出结论说，他真正认为社会主义变革是在一个短促的时期内完成的行动，那末这是对这些句子的极不成熟的理解。不，社会主义变革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办法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以及和它地位相同的阶级的巨大武器已经有了，即使他们在下一次选举时不能立即获得多数，在那时我们也不会失败。民主选举权仍旧始终掌握在社会的最大阶级手里，而由这一阶级的阶级地位产生的坚持不懈的上进过程仍旧存在。所有这一切会作为动力而存在着，并且必然会把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改革争到手。至于要一下就实现这些事情，那末我们的社会——你们去仔细看一下，到首都和其他城市去走一下，研究一下农村情况——，我们目前的社会太错综复杂了，这个有机体太富有生气了，它不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突然改变的死的机械。 　　再说一遍，我理解感染了许多人的那种急躁情绪。但是我必须补充说：我没有这种心情，而这不是因为我满足了，我渴望安静，而是因为我相信伟大的成就已经取得，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武器，它可以和古代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得所说这句话的含意媲美：“给我一块立足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工人阶级也可以这样说：“给我平等的普选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二十年前，当人们批评我讲过的一句话（我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这句话）时，我写下了一段话，我在这里把它再说一遍。我在当时说道： 　　“我的看法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搐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这是我在一八九九年写的，它今天仍旧是我的信念，今天有甚于任何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将一步一步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快地（因为我们的阻碍减少了）但有组织地实现工人的要求，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对没有耐心的工人大声疾呼：“我们已经争得了民主，即这样一种权利，关于它拉萨尔曾经对工人说过：它是你们的社会原则。要信任这一权利的创造力，它将比对现代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这个如此敏感的机体的一切可能的粗暴干涉更可靠地引导你们达到社会解放。” 　　因此我希望，对于那些还不了解社会主义并且对它抱有成见的人，我的解释即使不能争取他们信仰社会主义，但至少可以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是指一个巨大的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运动。这一运动集中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政党，在工人中间扩大社会启蒙工作，启发对国民经济的需要的理解，启发对那些为了继续推动社会沿着社会进步的轨道前进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性质的理解，它正是通过这些而为整体谋福利的。如果没有这一运动，那末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就不仅是革命，而且会有无政府状态以及和它相连的一切恐怖。但是我们可以期望，这次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革命将继续遵循有组织的进步的道路，以利于一切被压迫和受苦的人，以满足一切对以下的事有强烈兴趣并且热情关怀的人：把已经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为以普遍的、在废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根据 1922 年德文修订第二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