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高年生译 　　构成本书内容的这篇文章，是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丛刊》战争问题专辑第二集中抽出来的。遵照朋友们的一再建议并承蒙丛刊发行者爱德格·霞飞教授惠允，现在我就以这种形式公诸于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这篇文章说不上已详尽无遗地论述了它所论述的题目。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完稿，因此只能很约略地谈到社会党国际中最近的事态进程。对十分重要的工会运动也只能作一些极其简略的评论，而就这个运动的特殊性和范围之广泛而言，本来是需要写一篇专题论文来论述的。本文所阐述的只是工人阶级国际各国支部在目前战争中的态度以及战争对于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反作用。我力图尽可能客观地阐明各国社会党人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对战争及其起因自然会产生的何种特殊看法，并根据这些看法上的不同来说明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和集团在态度上的特点。从这种观点来评论这部著作，是作者至所希望的。 爱·伯恩施坦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于柏林雪纳贝尔格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在布鲁塞尔举行全体会议，以便就原定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由于战争状态而无法在那里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现在是否还要举行以及在何地举行的问题作出决议。除了奥地利以外，包括欧洲所有大国在内的十一个国家，都有社会党领导派来的代表参加这次全会；他们都是国际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胡果·哈泽（Hugo Haase）的建议，会议一致决定将这次大会日期从八月二十三日提前到八月九日在巴黎召开。此外会议还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再接再厉地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当天晚上，在罗雅尔跑马场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胡果·哈泽（德国）、凯尔·哈第（J．Keir Hardie，英国），让·饶勒斯（Jean Jaures，法国）、莫尔加里（Morgari，意大利）、鲁巴诺维奇（Roubanowitsch，俄国）和特勒尔斯特拉（P．Troelstra，荷兰）等人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些讲话表明：欧洲社会党国际一致决心要竭尽全力来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还不到一个星期，世界大战果真爆发了。欧洲有六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英国、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处于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状态。在社会民主党拥有议席最多的三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即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拨款；在第三个国家即奥地利，他们根本未能做到使政府征求议会赞同战争。 　　从七月二十九日的决议同严酷的事实之间的这种矛盾中，显而易见，人们不免会得出工人国际在道义上已经破产的结论。广大公众觉得工人国际已软弱无力，不能在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上举足轻重。它的和平纲领被看作是一种幻象，其非现实性已由它的领袖们自己的态度暴露无遗了。对于那些首先把极大的希望寄托于工人国际的和平意志上的世界和平拥护者来说，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至六日所呈现的现实，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觉醒——谁想否认这一点呢？不过，这个国际的成员对于他们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真相却应当有所交代。他们首先应当研究：他们的巨大的组织之所以丧失作用，究竟是出于必然还是由于疏忽，以及从灾难深重的那一周的经验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中，必须为他们未来的活动得出哪些结论。对于那些轻视国际的人，人们当然完全有权向他们大声说：vos quoque et vos etiam pejus——你们同样没有尽到责任，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掌握一切可能的权力手段的、专职的欧洲和平捍卫者，并没有为此目的比工人组织多做一星半点，而工人组织所拥有的手段同他们拥有的手段相比却是十分微不足道的。但是，姑且不论现在还不是算这种反账的时候，即使算清了这笔账，也永远不会使社会民主党在自己家里过去和现在所受到的考验成为多余。社会民主党完全有理由根据现有的经验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对它来说，它是否已按自己力所能及的限度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也是同等重要的。 　　组织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阶级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战争呢？工人阶级在各国议会中都只占少数，所以它只有借助议会外的行动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知道，许多社会党人在这方面想得特别多的是采取何种行动方式。在国内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都曾经多次讨论过，能否通过群众罢工来消除战争。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此一直表示怀疑。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都反对作出旨在把这种想法提升为口号的决议。如果我们说这个想法现在已被经验所否定了，这也未必是言过其实。实际情况已经表明：今天，凡是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里发生战争，那里定会出现一种排除举行为阻止战争所必需的那种大规模群众罢工运动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心理上的前提条件的情况。目前的战争发生得如此之快，是出乎有关各国人民意料之外的。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周正是商业萧条不断发展、从而失业不断增加的时期，因此，人们不可能用停止工作来谋求政治效果，这一点变得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同时，资产阶级报刊日益别有用心地加以渲染的国家大政方面的事件，却越来越唤起那些素不关心的居民阶层的民族情绪。这种民族情绪常常会比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和平倾向所依据的事先经过深思熟虑的感受更加自然地流露出来。在平常情况下对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来说构成特殊力量因素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对它来说似乎变成了软弱的因素：无产阶级的客观的声音为受到一切非社会党报刊支持的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群众的高声叫嚣所压倒了。因此，它在严重关头丧失了对自己的社会意义的信心，它突然发觉自己孤立起来了，并超过了它过去所想象的程度，或许也超过了合乎实际的程度。使得它的自觉性松弛的其它因素是：每逢政治形势紧张到宣战的时候，突然间就看不到足够的有关同本国交战的那些国家情况的无倾向的报道。因此，判断战争的起因，判断它是进攻还是防御，就变得没有把握，从而就不可能象所需要那样迅速地决断这一问题：反战罢工是否会意味着反对正在合法地抵抗侵略的本国。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气氛，在一场战争爆发时，单是这种气氛就足以阻止任何反战罢工普遍化。此外，在这个时刻宣布的战争状态，还使军事当局有可能用武力和严惩的办法来镇压任何想要宣传和组织反战罢工的企图。同时，基于上述理由，工人组织在这样的日子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发动群众罢工，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们忙于安插和救济已经失业的工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号召那些还有工作的成员去罢工。只有那些对自己队伍中的失业工人毫不关心的粗暴的组织才会这样做，但是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始终是寥寥无几，群众是不会听从它们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那些有着良好工会组织的参战国中，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在这一方面作一次认真的尝试。虽然，我们不想断言，人民群众通过离开工场来反抗统治者所发动的战争的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能的。但是毕竟可以和必须说，通过群众罢工，即通过斯图加特、哥本哈根等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所主张的形式来反对战争的思想，已经被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周的经验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将来的工人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它多半要从议事日程中消失。 　　在探讨社会党人的议会活动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看一看，社会党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给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规定了在战争一旦发生时应尽哪些义务，以及打算怎样履行这些义务。 　　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在好几次大会上讨论过上述问题。浏览一下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首先就可以看到：在这些决议中没有任何一个直接涉及到面临的或已经爆发的战争的军费表决的规定。对于一个可能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如同在战争问题上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始终没有提出一种要求符合所有考虑到的场合的有约束力的规定，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可以补充一句的话，也是明智的。诚然，一九零零年社会党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和平、军国主义和常备军的决议中的第二点曾注明，作为“实施本决议所确定的原则的适宜手段”是：“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一定要投票反对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或殖民远征的任何开支。” 　　不过，军国主义和海上霸权主义都是抽象的概念，对它们可以作完全不同的理解。决议的法文本表达得更具体一些，它要求社会党议员“s'engagent à voter contre toute dépense militaire et toute dépense pour la flotte et les expéditions militaires coloniales.”（“必须投票反对一切军事开支以及建设海军和殖民军事远征的一切开支。”） 　　英文本也是如此。也许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同样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社会党议员也应当投票反对陆军和海军的一切开支。 　　这里就产生了解释上的争执。此外决议只申述了建议大家承担这项义务，决议本身却没有对这种义务作什么规定。与此相反，一九零七年大会（斯图加特）的下列决议是直接针对发生战争的情况而作出的，并且要明确得多： 　　“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那末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必须在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统一行动的支持下，竭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爆发。当然，这些手段应当视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的尖锐程度而定。 　　“如果战争终于爆发，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使战争迅速结束，并不遗余力地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醒人民群众，从而加速铲除资本主义阶级统治。” 　　一九一零年的大会（哥本哈根）重新肯定了这个决议，并且通过给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下述指示对它作了补充： 　　“为了执行这些措施，大会责成该局，在战争危险迫近时立即采取必要步骤，以使有关国家的工人政党就防止战争的统一行动问题达成协议。 　　“在任何时候，当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而被征求过意见的有关国家的政党在抉择上表现迟疑和动摇时，只要有一个有关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提出请求，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书记就应当立即在布鲁塞尔或根据情况在其他比较适宜的地方，召开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和社会党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紧急会议。” 　　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依靠派遣代表参加国际大会的各国社会党所提供的经费来维持。它的常驻地点为布鲁塞尔。由于地理位置适中，而且又是通用两种语言的中立国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作为中央所在地显得特别合适。国际执行局常设委员会由比利时工人党驻该局的代表组成，常务书记是卡米勒·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他同委员会的其他三名委员埃特·安赛勒（Ed．Anseele）、路易·贝特兰（Louis Bertrand）、艾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一样，是比利时众议院的社会党议员。国际执行局迄今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可是这一次只赋予它执行在战争前夕它所应承担的任务。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它的七月二十九日会议和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在那一天，社会党人当中一直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坚定的希望：世界大战将能通过在这方面认识一致的工人阶级的示威和行动而得以避免。人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参战的强国竟会进驻中立的比利时，从而使它也成为参战国。这种可能性人们甚至未曾顺便提及过。可是现在已成为事实的战争居然一开始就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是对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最沉重的打击之一，并且这不仅是就它的实际工作的可能性而言。人是不能一劈为二的，由于国际执行局常设委员会的委员全都是比利时国会议员，因此对于抵御正在入侵和向前逼进的德国人以保卫比利时的忧虑必然完全支配他们的思想感情。作为比利时人民代表，他们完全同意：比利时不向德国所提出的假道向法国进军的要求让步，并且也不象卢森堡那样只限于形式上的抗议，而是奋起抵抗。这并不等于他们一开始就站在法国那一边。不过不应忘记，比利时人如果同意德国的要求就会意味着甘心破坏自己的中立，而对法国来说则是一种敌对的行动。因为从战略观点来看，允许德国军队顺利地通过比利时进军法国所造成的危害，比反过来不允许德军通过对德国所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得多。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比利时委员由于外界的压力在心理上陷于矛盾状态。在这种矛盾的影响下，根据当时情况，他们几乎无法不象他们所做的那样行事。这样他们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中立者变成为参战者，并按照各人的秉性而成为狂热的参战者。只有那些不能体会自己祖国被一个强大的邻国用武力征服的民族心情的人，才会责难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由于个人的原因不再能行使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常设委员会的职权；最正确的做法无疑就是从比利时卷入战争的时刻起，把委员会的驻地在战时暂时迁到某一个现在仍守中立的国家去，并委托那儿的社会党人暂时接管委员会和书记处的任务。可是，正当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人突然看到自己处于两个敌对的营垒之中并被剥夺了彼此直接联系的一切可能的时候，谁有权作出这种决定呢？ 　　尽管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常设委员会和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工人国际的思想联系来说，这还不是战争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更坏的是，交战各国的社会党突然没有可能彼此协调或者至少是彼此了解它们的态度和对于事态的判断。战争并未向今天的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什么心灵上的问题。如果发生了战争，那末对于他们来说，在敌对的国家里就只存在“敌人”。它们不满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对峙并且彼此尽可能从物质上损害对方，而且还试图一个民族接一个民族地在道德上尽可能地加以毒害。人们甚至不让对方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自己则以文化保护者自居，给现代文化的最高财富——各民族相互的交流与联系——不仅造成经济—社会的创伤，并且还不遗余力地造成精神上的创伤。用以证实真正的民族思想的东西，在别国国民看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野蛮人行为。 　　工人政党要这样做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每当自己的国家卷入一场战争的时候，它们感到自己面临着双重任务：保卫自己的国家使之免遭征服和宰割，同时又不让自己同敌对营垒中的工人和人类伟大目标的其他承担者所共有的财富遭到损失。那些人同自己并肩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已经有几年或好几十年了，现在因为他们的国家试图诉诸武力来解决利益问题，而要它们把这些人当作“敌人”来仇恨，这是它们所难以做到的。因此，它们需要了解那些人的态度；连最低限度通过新闻手段彼此交换意见的可能性也中断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例如在我们这儿，人们还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从那些现在同德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所发表的文件中断章取义地摘下的片言只语，而对这些文件的全部内容仍然一无所知。那些摘录一再重述着各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使得它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 　　我们的时代一般来说变化很快，在战争时期，事态的发展更是剧变异常。象目前的这样一场战争就尤其是如此了。在这场战争中，欧洲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彼此为敌，中欧两个大国向落后的沙皇俄国和西欧两个最先进的国家作战。今天只要翻一翻某个参战国的一张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把它同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日前后的同一家报纸比较一下，那末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最近的报纸简直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人们所看到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言语和观点大不相同，好像人们在八月四日喝了一大桶迷魂汤，把他们在那以前在这方面所说所写的一切全都忘光了。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多数其他参战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为了了解战争爆发时决定各国社会党人态度的立场，就得回顾一下战争爆发前的那些日子，回想一下社会党人当时的情绪。 　　当时的情绪究竟怎样呢？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照会；当塞尔维亚没有立即接受它的全部要求，而是建议就那两项使其国家独立成为问题的要求继续进行谈判或提交海牙法庭仲裁的时候，奥地利就立刻对塞尔维亚宣战。这样就激起了社会民主党以及除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外的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愤怒抗议。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用以谴责奥地利政策的语言，也许比那些现在同德奥两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的语言更加尖锐。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对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反应就是发出如下号召，这个号召首先发表在七月二十五日《前进报》的特刊上，次日又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报纸的显要位置上（现将这个号召连同原文中表示着重的黑体照录如下）： 　　“巴尔干半岛的田野还在散发着成千上万被杀害者的血腥味，遭受洗劫和蹂躏的城市和乡村的废墟还在冒烟，饥饿的失业者、寡妇和孤儿还在到处流浪，而奥地利帝国主义所放出的战争恶魔却又在准备把死亡和毁灭带给整个欧洲。 　　“尽管我们也谴责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动，但奥匈帝国政府的轻率的战争挑衅却引起我们最强烈的抗议。这个政府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人向一个独立的国家提出过这种要求，其目的只能是直接地挑起战争。 　　“有阶级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以人道和文明的名义对战争挑拨者的这种罪恶活动提出愤怒的抗议。他们强烈地要求德国政府对奥地利政府施加影响，以维护和平。如果这场可耻的战争已无法制止，那末就要求德国政府绝不参与这场战争。决不容许为奥地利当权者的贪权欲和帝国主义的利润利益而牺牲德国士兵的一滴鲜血。 　　“党员们，我们号召你们立即举行群众集会，显示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可动摇的和平意志。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时刻已经来到。迟疑就会带来危险！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和平时期压迫、鄙视和剥削你们的统治阶级，现在想要滥用你们充当炮灰。应该让当权者到处听到这样的呼声： 　　“我们不要战争！打倒战争！ 　　“各国人民的国际团结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 　　响应这个号召，德国所有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在会上讲话的人的语调也许比上述号召更加尖锐。奥地利的行为到处都受到了最愤怒的谴责。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登满了对奥匈帝国政治制度的激烈的指责。人们到处重申已在党中央的号召中所强调的同样要求，即德国政府要运用它的全部影响来制止战争。 　　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以后，七月二十九日《人道报》发表的让·饶勒斯的文章与此相比则显得相当稳重。这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句子： 　　“奥地利现在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是毫无道理的。奥地利声称，塞尔维亚没有满足它在照会中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而使世界感到惊奇异常的是，塞尔维亚所作的让步远远超过人们的料想。即使说，塞尔维亚也许犯了严重的蠢行，那末塞尔维亚已经通过它对奥地利表示最忍让的赔罪的那种英雄气概而弥补了这一点。战争是不可宽容的。内在的正义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它终有一天会使得这个君主国感触到它的力量。这个君主国已使人类处于这样的境地：或者是对这种不公正的滥用暴力袖手旁观，或者是在已爆发的世界大战中去寻求对于已犯的不义行为的最大胆的补偿。 　　“至于德意志帝国，它将无法摆脱这种责难：它曾怂恿奥地利走上这条邪恶的道路。” 　　英国工党机关报《公民日报》对奥地利宣战的评论也是比较客观的。七月二十七日该报写道： 　　“这种可怖的灾祸就象是一头狡猾的猛兽，偷偷地、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完全肯定地把奥地利看作是侵略者。它同塞尔维亚的争执并非来自昨天，并非始于萨拉热窝指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地利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事件。——译者注的罪行。隐藏在政府间这种冲突中的问题是种族和领土问题。奥地利只是在无谓的皇太子被刺事件中找到了它期待已久的借口。没有起诉，奥地利就宣称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军官有罪。它想在这件刺杀案中充当法官、陪审官和刽子手。它实际上对那个比较弱小的国家说：‘我们对你进行了审判，并认为你有罪。我们不想听取什么声明、否认和辩护。我们要求你承认你的罪行，并接受我们对你所能判予的最严重最屈辱的惩罚。’——企图用刺刀把未加证实的控告强加于塞尔维亚，这种作法是文明人所不能同意的。” 　　比利时工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的语调更加尖锐。该报于七月三十一日，即战争行动已经开始以后写道：“奥地利需要黑暗，以便玩弄他的恶毒的诡计。军队集结在何处和给他们指示了什么目标，我们是不十分清楚的。但是我们遗憾地得知，战争正在继续进行，英国所倡议的限制和结束战争的最认真的试探一直毫无结果。四个没有直接参与冲突的强国举行一次会议的建议，得到了巴黎和罗马十分良好的反应，却遭到了柏林有礼貌而坚决的拒绝。难道我们因此就放弃任何希望吗？” 　　这篇文章接着探讨了通过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和社会党工人对战争的憎恶来削弱奥地利作战能力的可能性，并以下列尖刻的评论作为结尾： 　　“弗兰茨·约瑟夫的确用一个拙劣的行动结束了他的政府。可是有谁知道，这是否不会同时也是一桩拙劣的交易呢？” 　　该报在另外一个地方转弯抹角地评论弗兰茨·约瑟夫告奥地利人民书。《老迈、无良心和谎言》这个标题和下面这句结束语就充分地说明了其特征： 　　“为了人类的尊严，我们还要对写出这些话并不惜发动最可怕的屠杀的那个人的完全的知觉表示怀疑。” 　　在那些日子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再有平常那样的活动自由。在戒严状况下（这种状况已通过上面提到过的事例得到了充分说明），它目睹政府连一天帝国议会也没有召开，就发动了战争。由于在塞尔维亚和在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中一直存在着反奥鼓动的事实，以及塞尔维亚报纸对奥地利使用了十分敌对的言语，党也不得不采取更大的保留态度。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使用十分坚决的言词表示反对战争。在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全文公布后，奥地利帝国议会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个号召，首先严厉地谴责了大塞尔维亚鼓动的方式方法并承认塞尔维亚应当向奥地利赔罪。然后又说： 　　“但是我们深信，塞尔维亚政府对于奥匈这些为国际法所承认的要求是不能提出反对的，并且也是不会提出反对的。我们坚信，奥匈为保卫其国家尊严所需要的一切，都应该并且永远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必要性，也没有什么对于自己威望的考虑迫使这个大国离开和平协商的道路。因此，我们以劳动阶级的名义并作为在奥地利的德国工人代表声明：我们不能对这场战争承担任何责任；我们要使那些拟出、支持和促进这一使我们面临战争的致命步骤的人，承担这场战争及其所能产生的十分严重后果的责任。” 　　由于奥地利人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一个能够表达自己意志的讲坛了，这个号召书的签署者因而就更加有必要声明： 　　“面对将要夺去大量生命财产的战争危险，诸如以排除议会所表现的蓄谋地强奸民意的作法，就显得更加令人愤慨和激怒了。……我们抗议无视人民基本权利的政府制度，我们抗议使各民族充满忧郁、使人民感到绝望的政府的行动。” 　　号召书最后说： 　　“没有让人民去决定战争与和平。人民借以进行活动和讲话的议会哑口无言。集会和新闻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意识到这个严重的时刻，我们要再一次发出忠告： 　　“和平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 　　“是各国人民的最高的需要！ 　　“我们拒绝对这场战争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严肃而坚决地使那些在这里和那里煽动并想发动战争的人承担责任。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同样也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是一致的。并且我们庄严地表示，要献身于传播国际社会主义的工作。我们终生忠实于国际社会主义，死而后已！” 　　我们可以这样列举一个又一个国家，并且到处都会听到同样的声音。在激烈地反对战争和指明奥地利为主要祸首方面，各国社会主义者直至那时都是一致的。然而，其时俄国挺身支持它的被保护国塞尔维亚，给这个看来如此简单的问题带来了一个使它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俄国替塞尔维亚所要求的，与社会民主党国际的要求大体相同。如所周知，俄国承认塞尔维亚应当向奥地利赔罪并保证建立睦邻关系，但俄国不允许从军事上压制塞尔维亚和损害它的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二者要求同样的东西，还并不等于是同样的东西。无容争辩，对于同族的、并且长久以来就把彼得堡视为自己的保护人的塞尔维亚的同情心，也对俄国采取支持塞尔维亚的态度起了作用。但是，对它的态度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顾虑奥地利的行动会影响俄国的威望，从而会威胁它在巴尔干的整个势力地位。另一方面，尽管奥地利的这种行动应当永远看作是一种落后的军国主义思想方法的产物，但是，如果把这种行动看作是奥地利为重新夺回由于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为了讨好奥地利而建立的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崩溃而丧失的地位所采取的措施，那也并不是荒谬的。于是，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为奥地利—俄国冲突，而支持塞尔维亚从那时起也就意味着支持俄国。 　　至于这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无须赘述的。它的伟大先驱者马克思与恩格斯和它的最早的领袖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可说是把誓死反对沙皇俄国的态度当作遗产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把反对俄国的斗争作为社会民主党对外政策的基调以来，当时曾经对他们起决定性作用的某些前提已经改变了。例如，恩格斯自己就一再说过，从俄国进入具有议会等等宪政生活的时刻起，俄国将不再会像过去作为官僚专制的沙皇制度的国土那样威胁邻国人民和间接地威胁整个欧洲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尽管俄国巨人在文明方面发展得非常缓慢，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它是有发展的。不过另一方面有这样的情况：俄国作为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在这方面它还没有多大成就——仍旧象过去那样，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那些由于俄国终于有了部分立宪政体而将参加执政的社会阶层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并不能保证会比他们所代替的旧专制政府的对外政策较少帝国主义性质。因此，继承了党的伟大先驱者的政治遗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奴役波兰、剥夺芬兰的权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压迫五百万犹太人的俄国，也同样看作一种就其现有形式而论是“应当毁灭”的国家。大家已经知道，俄国为了必要时以武力对付奥地利而动员起来了；并且愈来愈清楚地表明，俄奥战争也将是俄德战争。俄国就塞尔维亚提出的要求在客观上是否公正的问题已不再具有决定意义，而提到首位的问题不得不是：作为德国社会党人，是否可以为了塞尔维亚之故而允许俄国军队有可能侵入德国，允许俄国及其同盟国有可能取得对德胜利。只要还存有通过外交途径防止战争危险的一线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赞成这种解决冲突的方法。它要求德国施展影响，使奥地利在行动上有所节制。七月三十日的《前进报》指出，奥地利方面开始敌对行动，引起了每小时都有可能燃起世界性战火的危险，并写道： 　　“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料的文明耻辱，预防这种可怕的结局，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英国和俄国已建议奥地利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奥地利拒绝了，因为它想先来一次霰弹炮的发言。据说德国迄今拒绝支持这个首创的、最重要的、对世界大战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要求！德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如上所述，正是这种立场使德国政府在本国人民面前，在外国列强面前，在世界历史的法庭面前承担最严重的责任！ 　　“在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渴望维护世界和平的法国，已经响起了这种声音：现在不应当再把俄国，而应当单把奥地利及其盟国德国看作是世界大战的罪魁、真正的和平破坏者。 　　“在英国，极其普遍的看法是：德皇作为奥地利的盟友和顾问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能够从古罗马人长袍的褶缝中摇出战争或和平的签。” 　　这也许是正确的。决定似乎在于威廉二世。《前进报》很愿意发给他一张证明书：他曾经一再表现为真诚的和平之友。但是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不能不受影响，而且战争贩子集团竭力进行活动，以便达到其挑起国际战争、燃起世界烽火、劫洗整个欧洲的目的。必须向他们大声疾呼： 　　“德国对奥地利施加影响是当务之急！ 　　“只有停火才能为理智的和解的谈判开辟道路。 　　“谁肆无忌惮地支持进一步厮杀，谁就是对本国人民犯罪，也是对所有文明民族的大家庭犯罪。” 　　甚至在七月三十一日，抉择战争与和平犹如弦上之箭，沙皇已下令把半数俄国军队投入战争，当时《前进报》还在一篇明确指出局势和大战危险的社论的结尾中发出激昂的呼吁： 　　“作为各民族国际团结的政党，我们向所有国家的负责人提出忠告和警告。 　　“我们警告俄国，不要进行动员，造成一种引起各国人民之间最惨酷的屠杀、但也可能结束沙皇制度的局势！ 　　“我们恳求法国对俄国施加其全部影响，不要让它通过它的愚蠢的哥萨克政策也把法国拖到其后果难以预料的欧洲战争中去。 　　“但是我们再一次最紧急地警告德国政府，不要促使局势恶化！德国人民——德国无产阶级的示威已表明这一点——要和平，要谈判，要调停冲突！ 　　“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的史无前例的活动企图逼迫皇帝和首相，肆无忌惮地发动战争！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必须用下列不可动摇的口号来反对这种活动： 　　“为保障和平的谈判扫清道路！ 　　“打倒战争贩子！” 　　每当国家之间的关系尖锐到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在临近紧要关头时向各国人民所作的关于对方的事况和政府之间的外交往来的报道，就越来越成为有缺陷的、片面的、因而也是有倾向性的东西，这是今日国家情况的不幸。这时就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再能看清事物，那边的人显得奇特异常。与此同时，事态的发展急剧多变，每一小时都产生新的情势，而确定责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 　　七月三十一日德国宣布战争状态。于是报纸受到监督，通讯受到检查。尽管如此，八月一日的《前进报》仍然发表了一篇文章，迫切地要求采用一切能在最后的时刻避免战争的办法。这时已传来了俄国动员整整一个军的消息。虽然如此，人们仍然不应当从中得出过于深远的结论。 　　“我们认为，俄国的动员并不是中断从最真诚的和平政策出发的最严肃、最耐心的谈判的理由。俄国是否只是因为《柏林地方新闻》由于奇怪的错觉而歪曲地报道了德国的动员，因而使它认为有必要继续加紧其备战活动，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俄国的动员也还不应当使德国变得神经过敏起来，因为俄国由于其军队组织和幅员广大，它所需要的动员时间比起德国来要长得多。” 　　太晚了。正当上述文章发表时，人们获悉德国政府向俄法两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的消息，并且接着于八月二日向俄国和法国宣了战。 　　研究对这次战争的责任程度，现在还不是时候，并且也不属于本文范围。但是，就说明这方和那方的以及中立国的社会党对于事实和责任的态度来说，这一点却是不能完全避而不谈的。 　　德国的情况是这样。俄国至少是在正式动员方面先走了一步，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正式动员就是战争威胁。帝国政府八月三日所公布的白皮书说，对于德国政府向俄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它的限期已延长到八月一日下午五点），俄国政府根本没有答复。根据同一报告，对于德国向法国提出的最后通牒，法国政府的答复是法国将作本身利益所要求的事情，这对社会党人来说是很不中听的。法国和俄国显得是通过军事行动开启战端的国家。根据官方报道，在德国东部和西部都发现有上述敌人的士兵。 　　面对这些事实，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必须在八月四日对下述一点作出决定，即他们是否应当同意政府为进行战争而要求的拨款。如果我指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几乎没有谈到引起战争的奥塞争端，我认为，这样说并不会使我承担不可容许的泄密责任。动员和开启战端的消息已迫使其他一切看法退居次要地位。现在对于议会党团的大多数人来说，问题只是要搞清楚，在敌人已经踏上了我们的国土而且主要敌人是俄国的这一时刻，一个代表德国人民三分之一的政党是否应当拒绝对必须领导保卫祖国的人提供用于进行防务和照顾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的经费。对那些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拒绝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有少数人却自问，关于战争的直接序幕只有一些片面的报道，而且战争是社会民主党一直竭力反对的那一政治制度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同意用于战争的拨款是否合适呢？在他们看来，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同意用于这种战争的拨款就是自相矛盾，而且会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造成极其恶劣的印象，在工人国际中引起最大的混乱。 　　不过，后一种见解在议会党团内表决时只能获得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票数。议会党团内的七分之六的人同意军事拨款的提案。由于预先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在议会中表决时应该全体一致，这才使议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批准了用于战争目的的五十亿马克的拨款，德国人民的代表就这样向敌国显示了一条统一战线。但是，议会党团主席胡果·哈泽宣读了如下投票声明： 　　“我们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帝国主义政策引起了一个军备竞赛的时期并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政策的恶果已经象一场风暴席卷了欧洲。这种责任应当由执行这种政策的人来承担，我们拒绝对此负责。社会民主党一贯竭力反对这种不幸事态的发展，直至最后时刻，它还通过在各国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尤其是同法国兄弟紧密联系，来维护和平。但是它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战争这个严酷的事实。可怕的敌人入侵正威胁着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军费问题。 　　“现在我们要想一想千百万无辜地被拖入这场灾难的同胞！他们将遭受最严重的战争损害。我们向那些应征入伍的同胞们热烈致意，不论他们属于哪一党派。 　　“我们也想到那些不得不献出自己儿子的母亲们，想到那些被夺去赡养者的妇女和孩子们，他们除了为自己的亲人担惊受怕，还受到饥饿的威胁。不久以后，还将有成千上万的伤员和残废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对所有这些人进行帮助，改善他们的不幸处境，减轻这种不可估量的困难，——我们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对于我们民族及其自由的未来来说，如果让双手沾满本民族优秀儿女鲜血的俄国专制制度得胜，那就会有许多东西——如果不是所有东西的话——遭到危险。必须防止这种危险，必须保卫我们祖国的文明和独立。我们一贯强调，在危急的时刻我们决不会背弃祖国，现在正要付诸实践了。国际在任何时候都承认每个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我们感到自己同国际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同国际一致谴责一切侵略战争一样。 　　“我们要求，一旦安全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对方有媾和的意愿时，就通过一种有可能与邻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和平来结束战争。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不仅是为了我们一贯所维护的国际团结的利益，而且也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希望，战争灾难的残酷教训，将唤醒千百万人对战争的痛恨并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理想方面来。 　　“基于这些原则，我们赞成所提出的军事拨款。” 　　如果人们无法否认这一声明完全洋溢着社会主义精神并且同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毫无矛盾，那末这还不等于说，反对批准军事拨款的全部论点没有受到重视。在作出这种决定时从来不会在这一方面只有真理而在另一方面只有错误。例如外国的社会党人不理解这次投票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了误解，但他们提出的指责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就是说，并不是到处都随着批准军事拨款的消息同时也读到说明其理由的声明，有些地方报纸的交流由于战争而告中断，电报只是传来了声明的摘要。因此，在各个国家，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次投票中，人们事实上只是听到赞同的声音，并且把它理解为对战争本身的赞同。在这种情况下，它使得多数外国社会党人甚感失望。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把得到四百万选民支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是他们反对战争的最强大的先锋力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一八七零年战争爆发时的态度一再被人当作他们所创建的党在同样情况下行动的典范。如今这个如此强大的党竟然赞同军事拨款，而这次战争并不象一八七零年的战争那样是向德国、而是由德国向西方和东方发动的。 　　从表面来看，后一种说法当然是击中要害，甚至使德国政府作为宣战理由而指出的侵犯边境事件的意义也受到了反驳。更确切地说，法俄两国政府指责德军统帅部以越境行动开启了战端。法国政府于八月一日通过它的驻伦敦大使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指出德国巡逻部队七月三十一日已在两处越过法国边界，而法国人的前哨则设在远离边界十公里的地方。当地居民甚至还对以这种方式把他们遗弃与敌军一事提出了抗议。但法国政府所重视的却是向公众舆论和英国政府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进攻者。正如法国政府现在所详细地知道的，德国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递交照会的同一天就开始了军事准备。照会最后说，所有这一切将使大使有可能向英国政府“提供有关这一方的和平意图和另一方的侵略意图的证明”。 　　在今天的军备特点和现代化军队规模巨大的条件下，争论谁先开始备战以及哪一方的边界首先遭受侵犯，是世界上最自然而同时又最难确定的事情。每个国家在正式动员之前都进行过非正式的动员；正式动员只是各国政府在看到地平线上出现战争乌云时所开始的军事措施的最后一着。但是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对最初的命令作出极其无害的解释。如果在这之后大军在边界上对峙，那末在这个或那个地方就难免会发生过于急躁的行动，正如在战争中个别人违法乱纪是在所难免一样。关于对方先动手的论证，在多大的程度上为第三者所相信，常常取决于它一开始在多大程度上更信任这一方或另一方爱好和平。 　　至于官方的德国，在这方面在欧洲民主国家中可惜是很不得人心的。那里人们从来习惯于把德国看作是军国主义和扩充军备的典型国家，对它诚惶诚恐。在民主国家中，人们对一九一三年的大规模扩军、萨波恩事件、克虏伯事件、德国皇太子的电报以及类似事件还记忆犹新。人们没有忘记，德国通过外交活动支持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寸步不让；由于一些偶发事件，如为官方所否认而由半官方的《柏林地方新闻》所报道的德国先期动员的消息，使人惊愕不已，从而也对德国政府的其他官方报告采取怀疑态度。此外，德国首相于八月四日对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所作的说明遭到民主的外国、首先是工人政党的强烈的不信任。与此成鲜明对比的首先有法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只要其他的大国不先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坚决保证尊重它的中立。连让·饶勒斯也在七月二十九日布鲁塞尔的群众大会上替法国政府的和平意图作了保证。根据布鲁塞尔《人民报》的详细报道，这位在工人国际所有社会党领袖中最受爱戴和尊敬的领袖说： 　　“摆在我们法国社会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轻而易举的。我们不用先向我国政府规定和平政策，它在实践中就是奉行这种政策的。我由于顽强地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德法两国接近而受到我国沙文主义者的切齿痛恨，但我从来不曾犹豫过。因此我有权声明，现时法国政府是希望和平并为维护和平而努力的。 　　“法国政府是倡议进行调解的令人敬佩的英国政府最好的和平盟友。它正在通过它那充满智慧和忍耐精神的劝告对俄国施加影响。” 　　可以肯定，饶勒斯对他的话的真实性是确信无疑的。在友人中间，他甚至还对法国政府的上述步骤作了进一步的报道。这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里问题不在于历史地判断各国政府的行动和意图，而在于指明在战争开始和战争过程中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法。 　　饶勒斯的真诚是无须证明的；他紧接上面所说用如下几句话来作保证，可说是多余的： 　　“我们的义务就是坚持要求它（法国政府）有力地迫使俄国放弃（宣战）。但是，如果不幸俄国置若罔闻，那末我们就有义务声明：我们只知道一个条约，即是我们对人类负责的条约。” 　　在讲过这句惊人妙语之后两天，饶勒斯就已不再活在人世了。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把这位人类和人性的伟大的捍卫者暗杀了。人们倒想事后为凶手祝福，因为他使得这位伟人免于经历他为之献出自己光辉天才的事业的破产。 　　至于不久之后法国社会党人要就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时，饶勒斯在他们的会议上会怎样说和怎样投票，除了有可能按照上述无疑的由衷之言去行动以外，就不太清楚了。因为饶勒斯并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只是任何侵略战争的绝对的反对者。他那也用德文出版过的、基于深刻的军事研究而写出的著作《新军队》（耶纳，1913 年，欧根·迪特利希斯出版社）是一套关于防御战的完整理论；饶勒斯在当时的情况下竭力希望进行的是防御战。因此主要的问题也在于他最后如何看待新的德法战争。《人道报》连同关于他被害的报道一起发表了他同法国政府成员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在这次谈话中要求加强对俄国施加压力，促使它赞同英国的第二个调解建议，但他却把俄国当作是法国的盟国。饶勒斯要求政府向俄国声明： 　　“我国有权要求它的盟国尽可能朝着英国所指出的方向走。俄国必须接受英国的建议；否则法国就有义务向它声明，法国将不跟着它行动，而是同英国站在一起。” 　　但是俄国也接受了英国的第二个建议，这个建议同第一个建议一样只是由于奥地利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德国和奥地利对俄国的战争已经发生了，形式上是由德国宣布的。在这种形势下法国社会党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从饶勒斯的话中并不能看清楚。那末他的同志采取何种立场呢？ 　　当法国团结一致的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八月二日讨论局势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德国政府应当对战争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它本来是可以通过对奥地利施加压力防止这场战争的。但是反战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想投票反对战争和军事拨款。有些人则认为弃权是适宜的。只有少数人认为，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已不能不赞成军事拨款。其后德国对法国宣战以及德国打算假道比利时进军法国的消息，促使社会党议会党团于八月四日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 　　鉴于传来奥地利军队开进塞尔维亚的消息，它在七月二十八日还发表声明说，俄国的武装干涉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使危险加剧。声明说，干涉“只会使好战成性的帝国主义德国的阴谋得逞。看来它已选择好时机，采取一种无与伦比的暴力行为。终有一天，它会由于滥施残酷的暴力而自食其恶果”。 　　法国和欧洲的一切努力必将促使英国提出的调解建议获得成功，而俄国的任何武装行动都会破坏“这一英明高尚的计划”。“法国四十多年以来就把自己对于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服从于和平的更高利益”，它不容许自己卷入一场以塞尔维亚为对象的冲突。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通过对秘密的条约和暗中的协定或多或少加以任意解释而被拖入一场可怕的战争”。 　　如今战争已经爆发了，签署者不得不同意进行这场战争的经费。还不仅如此，当八月底德国军队通过比利时向法国推进时，他们还赞成他们之中的两人加入国防内阁。这两人就是茹尔·盖得和马赛·桑巴。前者是在法国传播德国人马克思的学说的老前辈并且是那些敢于从讲坛上直言不讳地反对对德国复仇的思想的先进分子之一；后者是为德法修好而斗争的饶勒斯的最亲密最热心的战友之一，和为此而写的著作《你要做不上皇帝，就应当要和平》（Faites la paix，sinon faites un roi）的作者。桑巴在这本书中向共和国大声疾呼：它必须认识到终于要同德国建立真正的和平，否则更合乎逻辑的是，立即求救于需要一个国王为首的十足的军国主义。不久前还极力反对俄法联盟的这两个人，如今为了全力支持法国联合沙皇对德作战而加入了内阁，再没有别的能比这一事实更清楚地表明目前战争的荒谬了。同时，假若法国社会民主党不确信上述对于战争的责任的观点，那末他们对完全与这一斗争相一致的作法也许会感到犹豫的。 　　这个议会党团发表了一项宣言，说明自己的两个党员加入维维阿尼内阁的原因。下面是宣言中的两段摘录： 　　“政府首脑认为，组织一场必须以最大的顽强精神来进行的斗争需要所有人的合作，特别需要那些为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而认为有必要镇压专制制度的人的合作。总统知道，在各个时代的危急关头，无论在一七九三年或一八七零年，正是那些人，正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正是那些革命者得到民族的信任。没有等到任何表达民意的示威游行，政府首脑就向我党求援了。我党的答复是：‘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的朋友本着这一精神参加了政府。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艰巨的。首先，他们将力求使全国明了真相。他们将使全国完全信任政府的真诚，以保持和加强全国的勇气与必胜信心。我们将把群众动员起来，我们将促使任何力量、任何良好的意愿都得到运用。我们将检查我们的装备和供应的储备，并且努力增加这种储备。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的合作和武器弹药的生产都应当日益加强。只有摆脱一切成见而唯独考虑国家安全的那种意志，只有加紧组织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的力量。我们的朋友参加政府，对大家来说就是使民主共和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保障…… 　　“最初的考验和动员时的热烈情绪使我们确信，我们不仅为祖国的生存，不仅为法兰西的尊严，而且是为自由、为共和国——为文明而战斗。我们进行战斗，目的是使世界摆脱帝国主义的令人窒息的钳制和一切战争恐怖，最后确立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的和平。社会党的部长们将把这种信念带到整个政府中去。他们将这样去振兴内阁的工作，他们也要把这种信念传达给今天有民族的精华于其中进行战斗的英雄军队。同时他们将以自己不懈的毅力和奋发的热情来确保祖国的安全和人类的进步。” 　　同法国社会民主党一样，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也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比利时政府拒绝德国所提出的在以后给予补偿的条件下允许德军假道进军法国的要求，完全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如上所述，比利时社会党人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即同意德国的那个要求就等于甘心放弃自己国家的中立，并且意味着对法国的敌对行为。八月三日，当德国已经对法国宣战并且表示打算让军队通过比利时向法国进军的消息传来以后，比利时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由德·布洛克尔（L．de Broukere）、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和沃特斯（H．Wauters）起草的下列宣言： “《告比利时人民书》 　　“欧洲大战已宣告开始了。几天以后，也许几小时以后，将有数以百万计的渴望和平生活的人们，通过他们所不知悉的条约和一种强加于他们的意志，违背他们愿望而被迫卷入一场最可怕的厮杀。社会民主党对这种不幸不负任何责任。它曾片刻不停地告诫各国人民，要制止疯狂的军备竞赛，防止危及整个欧洲的巨大灾难。 　　“但是这种不幸今天已经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劫数难逃的后果，我们仅有的想法是：尽快地竭尽全力来制止对我们国土的侵犯。我们更要满腔热情地去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我们反对军国主义暴力，保卫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中立、以至我们国家的生存，同时也就是为欧洲的民主和自由的事业服务。 　　“我们那些应征入伍的同志将表明，社会党工人在危急的时刻怎样行动。但是，不论他们可能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要求他们，即使身临危境，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工人国际的一员。并且在这一点同合法地保卫个人和保卫国家相一致的时候，不遗余力地表现出博爱和人道的精神。 比利时工党总委员会。” 　　于是，在德国军队强行侵入和向前推进以后，比利时政府要改组为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民族政府，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就在党的同意下参加了内阁。作为比利时政府的代表之一，他于九月间前往英国和美国谋求援助来对付德国，并向这些国家的公众控诉德国对自己国家的暴行；同时他也报道了德国士兵在比利时对男女老少所犯的暴行。我们指出后一点而不在此提出批评。在任何一次战争和任何一个阵营中都不会没有越轨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发生并不能证明一个事业是否正义。这一点象王德威尔得这样具有高度才智的人，自己一定也是知道的。此外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对他和他的党进行裁判。他们的行动是否明智、是否正确，历史将会作出判断。但是有一点在这里必须指出，突然爆发的战争所必然引起的后果，有专门一章去叙述。但是没有什么理由作出推测，说比利时工党的领袖一开始就对德国人民抱有敌意。事实上比利时工人运动同德国工人运动的关系要比同法国工人运动的关系密切得多；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最有威信和最有名望的领袖特别乐于发展同德国的思想联系。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法国的政治制度比对德国的政治制度更加抱有好感，但这种情况并非比利时所仅有。 　　谈到直接卷入战争的第四个国家英国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同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况有所不同。 　　它起初是不一致的。一部分英国社会党人宣称德国是首先要加以反对的国家，看来他们从一开始起就已支持英国政府及其盟友。但是，他们的行动并不受对德意志民族的敌意所驱使。他们憎恨军国主义，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今日之德国就是军国主义的最有害的变种。很久以来，特别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老前辈亨·迈尔斯·海德门在讲话和文章中维护这种观点，因此如今，即在正式宣战以后，他也就不可能不宣传反对这个德国的斗争。在宣战的前几天，他所隶属的英国社会党还发表了一个告英国工人书，反对“不是各国人民的战争”的战争。可是在宣战以后，党的机关报《正义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一事作了如下评述：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投票，在我们看来只有在这种假设下才能解释，即在七月三十一日德国宣布战争法令以后，帝国议会并不了解事态的真相。为了对付俄国方面的进攻威胁，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突然转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的。德国对俄宣战是在八月一日。但是在这一天，德国军队在亚琛集结以后，占领了卢森堡的火车站。次日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八月三日向比利时和法国宣战。这一切都是在帝国议会于八月四日对军事拨款进行表决之前发生的……。帝国议会延期到十一月二十四日举行会议。当它在这一天举行会议的时候，普鲁士的‘国防’策略这时在德国大概已家喻户晓了。我们确信，到那时一百一十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将会追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德法战争期间所树立的榜样。” 　　英国社会党只代表英国公认的社会主义者的少数。数目要大得多的一部分人属于独立工党，这个党本身又构成英国工会所建立的英国大工党的左翼。在自称为工会和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工党的委员会及其议会代表中，工会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时常使得他们的决定具有机会主义性质，但他们的决议也常常带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色彩。工党、独立工党、英国社会党和费边派社会主义者联盟的代表，一起组成社会党国际和工人代表大会的英国支部，这个支部在战争前夕发表了一个告英国人民书，用类似大陆社会党人的论点以及也许更为尖锐的言语号召人们反对战争。这个由代表阿瑟·韩德逊和詹姆斯·凯尔·哈第签署的宣言全文如下： 　　“久已威胁着我们的欧洲大战已经爆发了。一百多年以来，还没有过这种威胁着文明的危险。你们应该充分了解万分危急的局势并且迅速有力地采取有利于和平的行动。人们从来没有向你们征求过关于战争的意见。不管人们对奥地利这个军国主义国家突然向塞尔维亚的猛烈进攻会作出何种判断，有一点是肯定的：可能被卷入冲突的各国工人必须竭尽全力来阻止本国政府参战。 　　“社会党人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到处都采取这种态度。他们到处都对军国主义者和发军火财者的贪欲和阴谋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们号召你们在我们英国更有力地这样行动。在每个工业中心都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迫使统治阶级及其报刊中那些想煽动你们同俄国专制政府合作的人住嘴，并迫使他们尊重不愿插手这种可耻勾当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决断。今天俄国的胜利就等于世界的灾难。 　　“时机不可失。他们通过文明国家的民主人士略有所闻的秘密条约和协议，正在采取会把我们大家推入战争的步骤。 　　“工人们，让我们为了和平而团结起来吧！联合起来，彻底战胜军国主义敌人和贪图自肥的帝国主义者！ 　　“英国的男女们！现在你们有着一个为人类和世界作出光辉贡献的空前的机会！ 　　“你们要宣布，掠夺和屠杀的日子对你们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给比你们自由要少的同志们传送和平友好的福音吧！打倒阶级统治！打倒暴力统治！打倒战争！人民的和平统治万岁！” 　　战争爆发之快，使人们来不及去响应这一号召。尽管如此，八月二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一次有六七千人参加的抗议集会；在各郡也都举行了这样的集会。在英国人们甚至也不是没有试图通过工人罢工来制止战争。自行其路的社会党人乔治·兰斯柏利在他主编的《每日先驱报》上写道： 　　“如果要使反战的抗议产生作用，那末那些有权力检查交通工具的工人，就必须拒绝为将会给人类造成难以形容的灾难的目的而使用交通工具。他们必须举行反战罢工。工人领袖必须立刻行动起来。这样就会使工人们有机会打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心脏。工人们手中已掌握了武器。但愿他们敢于聪明地行事。” 　　与此相一致的是，位于南威尔斯煤矿区中心的大港口城市加的福的煤矿工人在一次集会上一致决议，拒不开采舰队所迫切需要的煤。决议说：“我们拒绝鼓励这个国家干预目前的欧洲冲突或者给予这种干预以任何支持。” 　　至于这个决议在多大的程度上或者在多长的时间内执行了，这一点从我们所能看到的英国报纸上看不出来。这个决议的实施会意味着什么，是无须赘述的。一个议员在议会中说：“这些人如果在德国这样做，他们就会马上被逮捕枪毙。” 　　在宣战前的日子里，工人政党的代表们在下院曾经就与列强谈判的进程对政府代表提出了质问。他们特别迫切地要求政府代表说明，英国是否对法国或俄国承担了有可能使它参加这些国家的战争的义务。这一点受到了否认，并且也没有提出有关这种性质的有束缚力的协议的证据。可是后来英国政府在关于欧洲危机的白皮书中，自己公布了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同法国通力合作的会谈文件；并且最后也同俄国进行了这种会谈，这一点已由德国政府所掌握并发表了的文件证实了。因此，英国政府同法国和俄国的交往无论如何要比它认为适于告白英国公众的更多。对于这一点，英国工人代表由于英国在战时也有较大的新闻自由以及议会继续举行会议，在报纸上和议会中对政府提出了尖锐的质问。 　　八月四日，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会的议会领导还就战争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他们再一次表示反对战争，并要求至少再停火几天，直到确定德国究竟是否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个决定虽然由于德国首相同日发表的声明而成为多余，但却可以使人看到，决议的起草人对德国怀有多么友好的感情。 　　在九月九日下院专门讨论宣战声明的会议上，工党议会党团主席杰姆斯·雷姆赛·麦克唐纳代表该党发言： 　　“爱德华·格莱先生谈到了‘英国的尊严’所要求的是什么。任何战争，即使是最罪恶的战争，政治家们无不是以民族的尊严来作辩护的。克里木战争是如此，英布战争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实际上加入一场势必改变欧洲地图的战争，那末我们说必须援助比利时还有什么意思呢？格莱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俄国，可是我们也想听一听有关这方面的话。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让俄国在欧洲得势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即使我们同法国的友谊象格莱所描绘的那样，也并不能使其中一国拥有为另一国而卷入战争的权利。法国有被从欧洲消灭的危险，它不再能在文明世界起到它的作用——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格莱自己也说过，法国有自卫的能力。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无道理的，决不能为我们方面插手战争辩护。我知道，议院的多数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英布战争时也是如此，接着就来了一九零六年的大转变。如今我们准备经受当时发生过的同样事情。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和我们可能遭受什么攻击，我们仍然要再三申述，英国必须保持中立。因为我们由衷地确信，这是正确的和唯一符合民族尊严和本届执政党的传统的。” 　　在社会主义者的上述会议上本着同样的精神讲话的还有独立工党的老前辈詹姆斯·凯尔·哈第。凯尔·哈第和麦克唐纳两人后来还一再地在独立工党的机关报《劳工向导》上把英国政府说成是战争的同谋者。不过，他们同时也承认，政府及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莱先生在战前发生的危机中曾力图避免战争。但是已为时太晚了。政府通过先前的协定缚住了自己的双手，因而无法尽力使英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从而也许有可能制止这场战争。英国关于战争的白皮书发表后，麦克唐纳在《劳工向导》上写道： 　　“从八月三日格莱的讲话和白皮书中可以看出，协约国是怎样把英国牵累进去的。从一九零六年起在法英两国陆海军将领之间就有着经常的思想交流。后来产生了在海上和陆上协同作战的计划。根据这些计划，法国舰队在北海岸不设防。此外，这些计划的制订是以在一场大战中比利时的中立不被尊重作为前提。这种思想交流持续了六年之久。计划被送往彼得堡，据说一位在俄国同德国方面有关系的大公把计划送到了柏林。在所有这些年代中德国知道，英法两国达成了军事协议，并且俄国将结合这些协议来进行自己的军事行动。我们卷入法俄联盟已如此之深，以致格莱先生在八月三日不得不向我们说，即使我们的双手是自由的，但我们的尊严却受到束缚。 　　“英国就这样无可抗拒地承担了为法国和俄国而战的义务，因而格莱断然拒绝了德国想使我们置身于争执之外的企图。因此他也就无法把全部真相告诉议会。他没有向我们透露，受到威胁的并不是比利时的独立，而只是它的中立。并且叫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独立正如它的中立一样遭到了威胁。他也没有向我们报告八月一日他同德国大使的谈话。这是为什么？因为格莱在蒙蔽民族的情况下使英国受法国和俄国的约束并且承担了同这些国家一起作战的义务，他已再不能就中立进行谈判了。” 　　格莱的政策“在过去八年中意味着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它是“英国的不幸”。格莱和首相阿斯奎斯曾在议会中担保，英国通过它与法国的协约并未承担作战义务。“这一点从字面来看是真实的，从事实来看却是虚伪的”。 　　麦克唐纳在文章结束时概括如下： 　　“格莱竭尽全力来避免他的政策的后果和维护欧洲和平。但是当这已经办不到的时候，他被迫让他的国家投入战争，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格莱的声明同行动的）显然的矛盾。英国参战是格莱政策的结果。” 　　但是独立工党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新的呼吁书，批评英国政府。呼吁书说： 　　“说英国的政策完全是白的、德国的政策完全是黑的，正如说德国政策完全正确和英国政策完全错误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即使英国白皮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仍然缺乏进一步的证明。应当承认，格莱在战争发生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曾致力于和平。但已为时太晚。他自己许多年来同其他的外交官挖掘了深渊，一个真正英明的天才政治家是会预见到并且会设法避免这一肯定的结果的。使这个国家投入可怕战争的并不是塞尔维亚问题或比利时问题。英国并不是为被压迫民族或为比利时的中立而战。如果法国假道比利时向德国推进，那末有谁相信，我们会开始反对法国的敌对行动呢？格莱背着议会和人民向法国许下秘密保证，而每当他被人质问时，却矢口加以否认。因此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着彻底毁灭和战争的严酷事实。条约与协定迫使法国受专制的俄国的控制，而英国又受法国的控制。现在这一切都已真相大白，那些对此负责的人应当作出交代。英国支持俄国这个欧洲最反动、最腐化、最残忍地进行压迫的国家。如果让俄国满足其领土要求和扩展其哥萨克政权，那末文明和民主就会遭到严重的危险，而英国却曾为此拔刀相助！” 　　除格拉斯顿的朋友约翰·莫莱（John Morley）和著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家马可莱（Macaulay）的侄孙查理士·特列维尔扬（Charles Trevelyan）以外，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领袖约翰·别恩斯（John Burns）也因为反对战争而退出阿斯垄斯—格莱内阁，这也应当在这里提一提。工人阶级的天才别恩斯自从当上部长以来，由于冷酷无情和不太文雅的作法而同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了强烈的矛盾，但他一直声称自己的思想还是老样子，并且从来没有完全取消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事实上他一直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激烈的反对者。他在上述事件中的态度尤其令人注目，因为最后担任了工商大臣的别恩斯通过辞职而放弃了十万马克的年俸收入。 　　但是，正如上述英国社会主义者对阿斯奎斯—格莱政策的批评大多同对奥地利—德国政策的更为尖锐的批评联系在一起那样，战争爆发以后，在他们的极少数人当中，这种批评也转变为对战费的拒绝。由于英国还没有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而是依靠一支志愿兵军队，因此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是否应当接受政府于九月初提出的由各政党组成几个委员会来有组织地召募志愿兵的要求。工党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要求，派出了党员韩德逊、戈尔德斯登（Goldstone）和派克（Parker）去参加一个由各党党员联合组成的议会募兵工作委员会。它这样做是得到英国工会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的同意的。后者在自己发表的一项宣言中号召工会积极分子尽力支持这一运动。宣言说，这次如果志愿兵役制失去作用，那末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运动就会在英国取得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这种结局是必须避免的，因为这种制度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对维护在将来也会是反战的最好保证的民主制的关怀，对军国主义独裁制度的厌恶，“必定会充分地激发民族的热情，以致将粉碎任何想把同样的条件也强加于还不受这些条件约束的国家的企图”。 　　独立工党全国委员会采取了与此不同的立场。它并不在原则上反对志愿服役的号召，却在一项宣言中坚决反对该党党员在这件事情上同其他政党一起携手合作。宣言说： 　　“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需要向工人提出建议的话，那末我们忠实于我们运动的性质和传统，愿意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这样做。我们拒绝同军国主义者和劳动的敌人一起来做，他们一定会借此机会来为他们的现已导致战争的政策辩护。” 　　此外，宣言还非常坚决地反对用任何施加社会压力的办法来动员参军，并把这说成是一种怯懦的不光彩的作法： 　　“尽管我们非常反对普遍义务兵役制，然而，值得反对的与其说是这种义务兵役制，倒不如说是我国现在所推行的造成年轻人普遍的烦扰和痛苦的强迫参军。” 　　根据一则在社会民主党中引起很多评论的德国报纸的新闻报导，独立工党本想在九月底举行二百五十次反对募兵方式的抗议集会，但是被政府的禁令制止了。不过后一点是不确实的。这种集会已经举行过，并且还在不断举行。 　　总的来说，事态的发展是，起初在英国人民中非常不得人心的战争，后来却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世界中也日益被看成是民族和欧洲民主的切身利益。工党的杰出领袖为募兵运动作了一系列鼓动旅行，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反对作为和平与各民族和睦的最危险敌人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必要斗争。就是杰·雷姆赛·麦克唐纳也在勒司特的一次选民大会上号召能服役的人参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卷入战争的东方国家，那末在塞尔维亚也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首先对本国政府进行了批评。在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送达后举行的议会上，社会民主党议员拉帕切维奇（Laptschewitsch）指责政府没有尽力避免战争。它通过自己的政策瓦解了巴尔干联盟，使塞尔维亚变成了俄国和法国的跳板，可是这两个国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无视塞尔维亚的利益。此外，它还犯了这样的错误，即容忍了要把国家导向战争的各种秘密团体的活动，如“黑手会”和“民防会”等。拉帕切维奇还说了些什么，转发了他的这一部分讲话的保加利亚电讯社没有报道（战时我们就依靠这家通讯社的消息报道）。不过这家电讯社还报道说，巴施奇总理驳斥了讲演者，说秘密活动的老家就在社会主义者的阵营中。拉帕切维奇的激烈回答在议会中引起了一阵骚乱，随后就以全票通过了表示在面临的战争中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宣言，只有两个社会党人拉帕切维奇和卡茨勒鲁维奇（Kazlerowitsch）投票反对。不言而喻，这两个社会党人通过这次投票并没有拒绝协助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是以最尖锐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证明，表明他们反对任何容易引起战争的政策和宣传鼓动。 　　在俄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也有勇气把关于战争的辩论和表决变成为社会民主党和平意志的示威。在八月八日讨论军事拨款和对政府的信任案的杜马会议上，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瓦伦丁·哈乌斯托夫（Valentin Chaustoff）代表该议会党团宣读了下列声明： 　　“前所未有的可怕灾难已经降临到各国人民头上。千百万工人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投入血腥的厮杀而势必走向毁灭；千百万家庭注定要遭受饥饿……。战争爆发了。当欧洲各国政府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欧洲无产阶级，以德国的无产阶级为首，对统治集团企图发动的战争表示了抗议。俄国工人由于众所周知的不同情况而不能公开地抗议战争，但是俄国工人同欧洲无产阶级是心连心的。 　　“战争是统治阶级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现在交战的各国政府必须承担责任。无产阶级作为自由和人民利益的一贯保卫者，将时刻捍卫文明免遭任何侵犯。交战国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可惜没有能阻止战争。但我们深信，在全世界工人的国际团结中，我们将找到迅速结束战争和恐怖的手段。让和约不是由外交官而是由各国人民来缔结！ 　　“此外我们深信，这次战争终将使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看清统治和剥削的真正根源，目前的野蛮行径的发作将是最后一次。” 　　宣读声明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就离开了议会大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团议会党团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鉴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和德国对俄国宣战，他们无法拒绝军事拨款。但是他们并不愿发给沙皇政府一张证明书，证明它对战争没有责任和它的巴尔干政策应当受到工人阶级的信任。在俄国无法制保障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理应受到最高赞许的极为勇敢的态度。后来在十月间，社会民主党的杜马议员决定投票反对为继续战争所需的另外二十亿卢布的军费，这样做是毫不矛盾的。 　　欧洲六个直接参战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态度呈现出一幅奇怪的画面。在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简言之，在先进的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或者一致地或者仅有个别人例外地都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在落后的东方，参加立法机构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反对军费拨款。难道后者真的比他们西方各国的同志更勇敢，在理想上和对信仰的忠诚方面更坚强吗？如果有人想要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个人秉性方面去寻找这种差别的解释，这丝毫不会贬低他们这种示威的价值。差别的根源在于这里和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的大小和影响的不同。大党或者有着巨大议会威信的党，在表决时受到同这种威信相联系的客观责任的压力。它们不可能象小党所能做到的那样，随便以示威为目的而决定自己的投票；这些小党的表决对于事情的进程是没有直接影响的。这就是党在议会中力量增长的反面；如果不想根本放弃这种增长，就必须忍受这一反面。在一切领域中，通常是大就有损于灵活性，在这种场合显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说常规在任何时候都毫无例外，那就糟了。 　　在目录中此节的题目为：“各中立国的工人政党的态度与战争”。——译者注 　　然而，并非所有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所持的态度都象社会党的杜马议员那样。我们知道，例如革命家布尔采夫（Burtzew）和彼得·克鲁泡特金就认为这次战争是十分值得支持的。但是，在我们研究他们和他们的论点之前，考察一下欧洲文化的各中立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政党对交战各国的态度，会是适宜的。 　　对于这里所涉及的国家的社会党对战争问题的正式态度来说，各国政府经常用来说明彼此间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既不好也不坏的话——的一个字眼是切合的，即“无可非议的”。荷兰、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美国和南美洲各共和国的社会党人在不得不表明他们党的态度的时候，从未放弃通过它们党的领导机构或是在专门为此召开的会议上主张坚守本国的中立，要求本国政府对交战各国采取严格的中立立场。全文转载这些决议会是多余之举。在这些决议中人们会反复看到：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和平政策，表达了使本国免遭战祸殃及的愿望，以及保证同交战双方的工人保持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符合社会民主党对于战争的传统立场及其国际政策的，因而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无可非议的态度是理智用事而不是感情用事。因此，中立国的社会党人主张自己国家保持中立还不能说明他们对于已爆发的战争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到处会对国家有朝一日放弃中立的举动发生作用。对于自己的国家退出中立一事，各党总是根据这一举动符合或违反它们对交战国和国家集团的是非看法或在感情上对它们的态度而作出或宽或严的评断。德国政府本身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加紧努力使外国公众舆论相信自己事业的正当和对方的错误，就表明了它是多么顾虑这一点。这种努力对其他国家来说，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在这场竞赛中，谁将在工人政党那里取得最大的成就，工人民主党的舆论将赞助哪一方，他们将倾心哪一方呢？ 　　这样一种从弄清事实真相的愿望出发而不管它是否令人愉快的调查研究，将会导致这种结果：国际工人的同情绝大部分不在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中欧大国这一方面。如果俄国不处在对方阵营，那末，甚至这一否定的变化也会使事实显得更有利一些。但是，即使德国这一次是同俄国作战，还不足以确保德国——更不用说奥地利——获得国外工人政党的同情。现在所考察的中立国的工人政党将会怀着麦克蒂乌斯（Mercutios）的感觉来看待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请允许我用原文的语言来说明这种感觉：“The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你们两边都该死！”） 　　这同“嫉妒德国的势力和财富”毫不相干。这种动机对于国际工人在民族问题上的看法丝毫也不起作用。这也不能归因于民族和种族矛盾，因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日耳曼语系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同罗曼语系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并无多大不同。人们也不可抱有那种美妙的谬见，这种谬见是对方的凶恶的谎言宣传攻势所造成的。我曾写信给某一日耳曼民族的中立国工人政党的一位领袖，希望他不要根据片面的报道来判断这场战争的是非。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中立者获得的消息并不片面，你们交战国才是如此。”另一位中立国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也属于日耳曼民族）说得更加激烈，他在谈到某一参战国的虚假报道时，冷冷地评论说：“我们看到了这一方和那一方的谎言，这样我们就了解到真相。” 　　未参战各国的工人政党对于战争的判断一开始就通过它们对各国在战前谈判中的态度的评论表现出来。我们已经看到，七月二十九日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一致严厉谴责奥地利顽固地拒绝所有调解建议，并指出奥地利的盟国德国要对前者这种挑起战争的态度负责。现在战争真的爆发了，他们的看法又怎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呢？让·饶勒斯在七月二十九日《人道报》上就这一方面所说的话，只是用温和的辞令概括了欧洲社会党人的一致意见。他曾指出，正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是进攻者一样，如今德国由于迫不及待地向俄、法宣战而使灾难成为不可避免了。德国进军比利时以及此后镇压比利时的方式，在社会党的眼中简直是太过分了。只要错误显然不在弱者方面，那末，支持弱者，反对强者，这是符合工人民主党的本性的。从社会主义世界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为其急速地向法俄宣战一事所提出的理由没有能给德国以外的社会主义者以令人信服的印象。如果德国也决心对俄国进行一场明确无误地表达其更加深刻的理由的战争，也就是说，如果它对西方保持坚强的防守，以便立即把全部攻击力量用来对付沙俄，同时把解放受沙俄压迫的各民族作为其口号，那末促使德国统治者对俄国作战的那些理由也许会得到工人国际的理解和赞许。这样一种态度是非常符合工人民主党的历史倾向的，因而会使德国得到它的充分同情，并且在大多数法国人民无可否认地怀有和平愿望的情况下，法国能否运用其全部攻击力量来对付德国，这是大成问题的。从战争爆发之前支配英国人民的情绪的一切证明来看，政府建议作为俄国的盟友参加一场如此进行的战争，会由于大批人退出自由党而导致阿斯奎斯—格莱内阁倒台，这同样是肯定无疑的。 　　如果军事战略上的和其他的考虑促使德国军事领导相反地首先向西方进攻，那末可以肯定，它自己也并非不明白，单是这一点就意味着放弃欧洲民主力量的同情。尽管法兰西共和国本身仍然有种种缺陷，欧洲民主力量现在还是同情它的，并由于法国重新进入和平改良政策时期，这种力量最近变得更加强大了。我不知道，德国驻各中立国的大使关于驻在国上层的情绪向柏林送了些什么报告。可是，如果这些先生们稍微留心一下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颇有地位的工人报纸的话，那末他们也就会了解到，不仅是在意大利、法语瑞士和窝隆族比利时，而且也在德语瑞士、弗来米语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工人都倾心于马莉安娜（Mariánne）马莉安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译者注。德国征服比利时所援用的理由在工人民主党那里不能通过，这是完全符合工人民主党的精神状态的。可是，谁不认可这些理由，谁当然也就不会同意无区别地承认，对比利时义勇兵和游击队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德方有正当的自卫权利。意大利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中立声明并不妨碍该党机关报即在罗马出版的《前进报》把德皇威廉二世描绘成阿提拉匈奴可汗（406—453）。——译者注，把德国兵描绘成现代的匈奴人。在法语瑞士和德语瑞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社会党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是对德国人民、可是却对官方的德国表示了最强烈的愤怒。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名望的党员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cher）、谢德曼、阿·休得古姆（A．Südekum）等人曾力图在中立国的社会党人中间造成一种对德国较为有利的情绪。但是他们未能使那些人改变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德国具有善良愿望的话，这一场也给中立国造成严重损害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也未能使他们放弃下述看法：进军比利时和造成许多生命财产损失的征服比利时，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在所有未直接参战的国家中，也许没有别的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而比瑞典更应当同德国团结一致了。在瑞典，对德国人民的同情也是很强烈的。可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对正在爆发的战争的看法怎样呢？八月五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于大会第二天通过一项宣言，非常坚决地提出了瑞典绝对中立的要求，但对战争本身表示了如下意见： 　　“在欧洲正在燃起战火的危急时刻，瑞典社会民主工党表示自己同全世界战友一致的愤怒抗议。灾难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它是势力集团经济的利润利益所造成的，通过使各国人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军国主义压迫而加速了。它的发生既是由于放纵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由于较早和最近时期对真正的民族权利的破坏，通过一些当权者所推行的肆无忌惮的凶暴的大国政策而使它获得了这样的规模。那些不惜干出滔天罪行、冷酷地向希望过和平生活的各国人民放出战争凶神的大国集团，将要承担严重的、非常严重的责任。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对于军备竞赛制度的判断已是确定无疑了。人们过去经常说，那些扩军活动目的在于保障和平。对于这些扩军活动，只有各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不遗余力地表示反对。难道欧洲没有一再地进行扩军，直至每年有一百亿重担压在各国人民身上吗？可是现在欧洲的安全又何在呢？军备竞赛只是使得牺牲者较之以前无可数计的增多起来，使我们整个文明的根基遭到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削弱。但是，清算的一天将会随着这种灾难而到来。不幸尚未强大得足以制止战争爆发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和平力量，在战争风暴过去以后将不可抗拒地壮大起来。世界大战的现实将使新的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各国人民的安全永不会通过军国主义的途径而求得。在这严重阴沉的时刻里，唯一的一点安慰是，今天是军国主义的胜利、最大的胜利的东西，同时是它的挽歌。” 　　人们看到，一方面决心对世界大国的搏斗保持中立，一方面又以某种方式承认这些国家之一在已发生的战争中更有道理，这种情形是极其少有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工人运动的成员都只是单纯对西方列强表示同情而止步不前。如在意大利就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潜流，要求直接支持法国而不采取中立态度。这种潜流部分可以从意大利的历史传统来说明，这就是还在人民中间继续存在着的由来已久的对奥地利的敌意，以及同样是传统性的撇开一切暂时的冲突而一再地出现的对那个首先为意大利挺身而出的国家的友谊。但是在比利时发生的事件也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诚然，意大利报纸有关这一方面的某些报道是非常夸大的。但是，在一个人们惯于动感情的国家里，也只有当有才智的人出于某种原因给他们制造了相应的气氛时，这一类报道才会被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而比利时被占领的事实和方式正好在这里制造了这样一种气氛。《前进报》上反对德国的文章和评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意大利工会联合会机关刊物《劳工联合》在九月号上发表了下列文章： 　　“条顿族的文化与文明。从令人最关心的战场比利时传来的消息使人感到意外、激动和愤怒。条顿族文化和文明的骑士的残暴行为，超出了被允许的和不允许的、可信的和不可信的事情的最低下最可恶的界限。 　　“中立、国际法和条约受到肆无忌惮的侵犯和取消；成群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被用刺刀驱赶着走在德军前头，以便对敌人进行要挟而能不受惩罚地打败他们。城市被夷为平地，艺术品遭到破坏，遭受洗劫和蹂躏的城市和被留作人质的公民——这就是条顿族破坏文物者、野蛮人和匪盗们在比利时所干的伟大的文化和文明事迹。 　　“了解德国社会党人和工会会员对这些事情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是有益的；因为认为他们赞同、共谋和共同负责，是违背我们的意志的。 　　“这种野蛮、汪达尔主义和匪盗式的恐怖行径，揭穿了能以嘲讽的口吻称之为德意志文化和文明的东西的真面目。 　　“让这种文化滚开吧！” 　　 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对这一指控并未避不作答。他们在书信和文章中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同胞辩护，否认他们作了如所描述的那种野蛮行为。但是必须遗憾地指出，他们的辩护并没有留下强烈的印象。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代表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个人争论，促使意大利党在十月间经过一次初步的表决以后比以往更加坚决地要求意大利严守中立。但是这里所指的是国家的正式态度，至于同情心属于哪一方面，无法从中得出结论。[注1] 　　[注1] 德国建筑工人协会主席奥古斯特·威尼希（August Winnig）在致意大利建筑工人协会主席弗·夸格利诺（F．Quaglino）的信中，对《劳工联合》刊登的上述文章提出抗辩。他收到了一封较长的回信，其中说： 　　“《劳工联合》的同志们丝毫也不会想到，他们抗议德国军国主义在比利时的暴行以及表示愿意了解德国同志对这些事件的意见，竟然会使你们感到困恼不安。我国政府出征利比亚时，我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虽然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是低级文化的人民，但我们毫不犹豫地对这种违犯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所有致力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的最基本义务。 　　当时意大利人被外国报纸说成是匪盗和野蛮人。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到愤慨，因为我们很清楚，没有理由要人民对其政府的行为负责。假若不是这样，那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战争和军事开支。 　　我不想讨论目前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我只告诉你，在意大利任何党内都无人相信两个中欧帝国的战争的防御性质。如果德国和奥地利是受到进攻的一方，那末意大利根据同盟条约就不可能拒绝站在这两个盟国的一边作战，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上述事实。 　　但是，假定你们的战争如你们所坚信的那样，是防御战争，那末我毕竟始终无法理解，你们怎能为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一事作辩解；这对纯粹进行防御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行动。 　　我不知道在战后能否重新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应当让你们现在就知道，在意大利各人民政党的所有议会党团中没有一个人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原注 　　尽管从民主的观点来看，今日的德国也还存在那么多缺陷，然而应当认为，同沙俄比较起来，它在民主力量的眼光中必然显得是洁白如雪。但是事情根本不像在我们这里人们所倾向于相信的那样。完全无成见、毫无反德嫌疑的社会党人和民主人士都认为，欧洲安宁与和平发展的最危险敌人不是俄国，而是今日之德国。他们并不忽视并且也不否认，俄国要比德国落后得多，它的政府制度更残酷，它的行政管理无比低劣，它的文化贡献更少。但是，他们宣称，这一切并不能推翻这一事实：俄国对外不如德国那样富有侵略性，俄罗斯精神比起德意志精神来军国主义要少一些，扩充军备的煽动者是德国而不是俄国。凡是浏览过外国报纸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种观点通过目前的战争在除德国以外的整个世界上获得了新的养料。德国学者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在协约国英法俄三国面前自高自大地标榜为文化的捍卫者——不是削弱了而是助长了这种观点。在外国的心目中这些声明反而证明了作者自己是何等严重地受到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精神的影响。缺乏一定最低限度的客观性的论文，无助于使外国对德国文化和德国学者的自由观察作出高度评价。 　　无容置疑，在文明世界国际工人民主政党的广大人士看来，今天俄国同德国相比显得是较小的祸害，而德国军国主义则被看作是应当反对的首要敌人。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昭然若揭的。尽管从爱好和平的民主政党的立场来看，德国军国主义事实上是更为凶恶的军国主义，因为它是更有系统的培植起来的，是更加根深蒂固的。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它不会比俄国军国主义更早地完蛋；它从俄国军国主义十分现实的存在中在不小程度上可找到其存在的根据。但是，这里问题不在于这种想法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传布，而这种想法的传布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想法不明显地支配着中立国社会主义和民主报纸的许多文章。同德国交战的各国社会党人明确地表示了这种想法。如在法国，可敬的瓦依扬直到战争爆发时一直是德法修好的最热心的倡导者之一。他在年轻时曾侨居德国，结识了一些朋友，八月二日他还在法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激烈主张拒绝军事拨款。对德国行动的失望终于使他变成一个极力主张对德国作战的人。他在《人道报》上写道，战争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德国军国主义消灭为止。在英国，如已在前面指出过的，亨·迈·海德门就代表这种思想，并且广为传布。《快乐的英国》的作者鲁伯特·布拉希福特（Robert Blatchford）、社会主义小说的著名作者亨·格·威尔士和其他人，都向英美公众传布了这一思想。传布这一思想的还有一批俄国的社会党人和革命家，正如本章开头提到，走在最前面的有乌拉季米尔·布尔采夫和彼得·克鲁泡特金，最后俄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布尔采夫在巴黎作为一家社会革命刊物的出版者，曾以揭露俄国秘密警察作为自己的特别任务。正如他向一家报纸记者所说的那样，他回到俄国是打算同俄国政府携手合作，“努力使战争成为全民族的事业，成为民族战争”。这使得他——如果可以相信报纸上的一条消息的话——首先被关进了沙皇的一个监狱。尽管如此他不会吃很大苦头，这人作为政治人物是不用认真对待的。他的同胞克鲁泡特金在这方面具有更多的发言权，无论如何他作为学者是一个重要人物，并且他给自己所献身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科学基础。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当然一直是军国主义的激烈反对者，他也把军国主义的德国变种看作是文明世界的主要祸害。他在一封致瑞典社会党人古斯塔夫·施蒂芬（Gustav Steffen）的公开信中，把“消灭德国帝国主义和制止它挺进西欧”说成是“欧洲无产阶级最重要的义务”。德国武力的胜利“对整个欧洲来说”将意味着“一个最黑暗的反动世纪’。相反地，自由的欧洲无须害怕俄国。俄国存在一个强大的自由运动，这个运动的纲领中除了其他的自由要求以外还包括有民族自治，而这些要求一定会实现。否则也就必须进行反对俄国的斗争，正如现在整个爱好自由的欧洲准备进行反对德国的斗争一样。反对德国的斗争是当前的主要事情。克鲁泡特金已预见到战争将会发生，因此他曾在去年劝告他的法国同志停止反对三年兵役制。 　　在施蒂芬那里，克鲁泡特金所遇非人，而荷兰革命工团主义者科纳利森（J．Cornélissen）在荷兰用类似的论点试图宣传参加反德战争，也收效甚微。然而这种鼓动并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它潜移默化地征服了许多人的头脑。人们自然总是对较近的东西具有较强烈的感受。对于欧洲文明世界的各国人民来说，德国军国主义比起在这个世界后台从事活动的俄国军国主义来要更近一些。后者对他们的压制不易识破，因此它不会激怒他们。另一个的活动他们则看得清清楚楚，它对民主力量的压迫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尽管他们也认为在它身上存在着某些伟大之处，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更应当对它进行斗争。 　　如果说，欧战由于在一个时期内断绝了社会党国际的直接联系而给它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和各党之间的误解，从而也带来了不协调，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在本文动笔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情况已经有所澄清，从而也有了显著的改善。 　　正如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党人当中，对于党在这一战争中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很少能在所有观点上都取得一致一样，关于各国的社会党人在战争问题上是否任何时候都做得对的这一问题，我们也不能期望人们超越国界而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来说，只有在从相同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和协调行动这一意义上，一致的行动才是可能的和可期待的。在情况本身异常复杂或者在对情况的判断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期望在行动上完全一致，并且既没有这样期望过，也没有这样要求过。 　　由于德国在德奥两国之外的社会党中间几乎无例外地被看作是同奥地利勾结一起、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就发动战争的国家，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军事拨款的赞同，起初在工人国际中引起很大的不满。但是，在人们听到了关于这次表决在德国是在什么前提下进行的说明以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斥责就不多了。 　　在战争一旦成为事实时，不能要求任何一个被卷入战争的国家的社会党人拒绝战费和避不参加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些被敌人侵犯的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国防内阁，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能加以谴责。 　　在某个参战国或国家集团要把战争变成侵略战争或压迫战争的情况下，才可以期待和要求采取不同的态度。该（国家）集团如此行动是以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前提，那时有关各国的社会党人就会以此为根据而主张民族自决权和公平的和平条件，如同（顺带说说）前面转载过的声明所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赞同军事拨款的时候就已经认为这是可望做到的。 　　法国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九月间发表了一份告德国人书，陈述了他们认为证明他们国家有理和德国无理的一些事实。按照最早获悉的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来看，好象比利时人是以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常设委员会的资格签署这个呼吁书的。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把这说成是逾越委员会的职权而加以拒绝。鉴于战争状况不能畅所欲言，这个声明没有反驳呼吁书的内容。但是，声明并没有象资产阶级报纸立即兴高采烈地报道的那样说及同国际断绝关系的事。声明的目的毋宁是要维护那些工人国际赖以保持一个共同的稳定的国际执行局的条件。在真实情况得到阐明以后，对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自己国家遭受最严重的战争创伤的比利时社会党人通过艾米尔·王德威尔得之口承认，不能因为八月四日的表决而责备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鉴于俄国对德国的威胁，它显然是按照自己的良知和本国利益所要求于它的那样行动的。还有许许多多例子表明，在各个方面都多么强烈地存在着不要让恢复国际的先决条件遭受损害的良好意愿。 　　但是，人们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旨在求得谅解的声明上。各中立国的社会党人在初秋就已致力于尽可能地恢复八月初为战争所断绝的联系。瑞士和意大利社会党人在卢加诺举行的会议、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人就国际工人的当务之急所进行的会谈，算是开了个头，并且在所有参加者的赞同下把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驻地在战时暂时移往荷兰，委托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补充其常设委员会。这样，工人国际重新有了一个中立的中心，这个中心首先将作为调解分歧、消除误会的手段发挥作用，但是在战争此后的进程中它也很可能要承担更为重大的任务。单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存在就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实。因为将有一天，也许会使各国政府感到十分愉快的是，在欧洲存在着一个国际机构，它不会遭受为某一个国家或大国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任何嫌疑，任何形式礼仪都不能妨碍它使大家消除隔阂，化为友好；而按今天对民族尊严和主权的见解，各个政府这样表示，都不免会陷于最不利的境地。国际社会主义通过创立这个执行局向世界列强指明，它们应当做些什么。它这么早地就着手重新建立这个局，将会使所有那些各民族和平团结思想的拥护者和同情者——他们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那些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曾唯恐听到工人国际的丧钟——对于这个人类希望的真正捍卫者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创造力和作用产生新的信心。 　　本文写完以后，德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于十二月二日同意了帝国政府提出增加军事拨款五十亿马克的要求，同时发表了由议会党团主席胡果·哈泽宣读的如下声明： 　　“在帝国首相先生作了关于比利时的说明之后，我代表我党议会党团指出，我们相信补充公布的事实并不足以改变帝国首相先生于八月四日对卢森堡和比利时所采取的立场。此外，我还受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之委托，发表声明如下：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坚持它八月四日声明的立场。战争的更深刻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矛盾，直到最后的时刻我们还在反对战争。但是我们国家的边界还遭到敌军的威胁，因此德国人民今天仍然必须竭尽全力来保卫国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赞同所要求的新的拨款。 　　“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怀念所有为我们献出生命和健康的英勇的人民子弟和在不可言状的艰苦条件下坚持为祖国服务的人。 　　“八月四日，根据国际的精神，我们就宣布了每个民族都有民族独立权利的原则。我们坚信：只有当每个国家放弃侵犯别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从而放弃导致新的战争的动机的时候，各国人民才有可能繁荣地发展。 　　“因此我们坚持我们在八月四日所声明的观点：‘我们要求，一旦安全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对方有媾和的意愿时，就通过一种有可能与邻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和平来结束战争。’ 　　“社会民主党谴责各国人数不多但活动频繁的小集团，在一种特别热爱祖国的外衣下，无视真理和尊严，不择手段地企图煽起对其他民族的仇恨。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就必须孜孜不倦地做好以下工作：设法减轻所有在战争中丧失健康的人、从广义上来讲参加战争的人的家属和遗属由于战争而造成的痛苦和困难；对被别人赶出自己家乡的难民给予充分的关怀；向失业同胞提供工作机会和帮助，以及为了保持我国人民的力量，发放各种必要的救济，做好人民的食品和日用品的供应工作。 　　“我党和工会关于这类社会措施的建议，一部分已经取得帝国政府的有效支持。但我们确信，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须做的工作还很多。 　　“我们也期待帝国政府信任团结一致保卫受到威胁的祖国的我国人民。现在继续保持战争状态和限制宪法所规定的权利、特别是新闻权利，是毫无道理的，这样做只会引起对德国人民的成熟和决心发生怀疑。书报检查制度会不断造成滥用职权和经济上的损失。为了团结一致地保卫德意志帝国，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尊严和幸福，我们要求尽快地取消书报检查制度。” 　　这个声明丝毫不会改变工人国际中各政党的关系。对某些人来说，声明中关于和平的要求太学究气了，并且人们也许会因看不到关于战争性质的表述而感到失望。但是声明所论及的问题并不违背工人国际的任何原则，因此不会引起外国社会党人的抗议。 　　由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人发起并受到其他国家社会党人赞同的一次国际会议，原定于十二月六日和七日在哥本哈根举行，后来根据美国社会党的愿望而延期到一九一五年一月中旬举行，以便让该党代表也能参加。由于法国社会党人对这次会议表示相当的怀疑，因此美国社会党的参加就更值得欢迎了。目前法国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和平行动，因为他们认为，在目前的战争形势下这种行动只有利于德—奥匈同盟国，会使它们逃避预定的失败。他们还认为，只有这两个中欧大国的最后失败才能带来一种确保民主的和平。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人道报》上瓦依扬的一篇文章中的下列一段话表明了他们的思想演变： 　　“的确，如果我们只注重大会决议的字句而不忠实于我们和大会本身所赋予它们的社会主义精神，那末我们就会忘记帝国主义进攻、侵略战争、德国入侵及其造成的无数牺牲等等罪行，践踏自己的诺言，出卖我们的盟友而单独地进行谈判，承认我们已经被战胜（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接受德皇的恩典和统治，这样我们就会从他那里得到停战、和平和酬谢。可是，比利时为什么要反抗入侵呢？法国为什么不让侵略者自由地进入它的要塞与港口并打开巴黎的大门，而要把他们击退呢？那么多的英雄为什么要阵亡呢？法国、比利时、英国、塞尔维亚，在争取各国人民的自由的斗争中，如果不应当引导人民走向胜利，从而在从德国军事帝国主义的蹂躏下解放的欧洲创造实现社会主义在其会议上所要求的持久和平条件，用这种方式赢得持久和平，并使它巩固于有组织的和联盟的民主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基础上，那末，这些国家全体英雄的人民，为什么要奋起而战呢？” 　　在这里对这种思想演变提出批评是多余的。我们仍然认为已经在上文中指出了基于这种思想演变所得出的错误结论。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强调指出：在瓦依扬所列举的国家中完全忽略了一个国家，提出这个国家的名字就会使他的结论成为不可能——俄国。由于德国的失败意味着俄国的胜利，因此这不可能带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死亡，正如倒过来俄国的失败也不可能带来这种结果一样。在这种以及别的意义上，人们简直可说是目前战争的二律背反。战争在各处都造成了充满矛盾的现象。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迪美特利乌斯·图楚维奇（Demetrius Tutzowitsch）真正悲剧性的死亡是这种现象之一。作为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学术性机关报的主编，图楚维奇曾最强烈地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大塞尔维亚鼓动及其战争政策，并与此相反热烈地主张采取同奥地利和平协商和巴尔干人民结成真正民主联盟的政策。现在战争发生了，于是这个天才就作为一个军人履行了他的义务，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拉查列瓦兹—米戎尼卡线的战役中作为一个奥地利榴弹的牺牲品而阵亡了。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鲁德维希·弗兰克（Ludwig Frank）的死亡一样——的确，这个塞尔维亚社会党人的死亡几乎更加令人震惊地成为目前的战争给工人国际不可免地造成的、在逻辑上不能解释之事物的象征。 根据莫尔出版社一九一六年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