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保尔·连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亨利希·库诺的《党毁灭了吗？》这两本书（一九一五年出版）是“重新学习派”的典型作品。考茨基写了这篇文章评论这两本书。——编者按语 　　…… 　　库诺的论证是由于他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而产生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不过是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阶段”，这个阶段的本质在于资本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们认为这个定义正确，库诺对于“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把他们看成同那些想要用手工来代替机器的人一样。没有一个帝国主义的消灭者要求现代资本主义向落后的方法倒退。库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他们是以关于“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的“教条”或“幻想”为根据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想用资本主义的一个过去的阶段，而是想用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最现代阶段。可见那些反帝国主义者毕竟不是同“狭隘的手工业师傅”“完全一样地可笑”。 　　但是当真人们必须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吗？难道这样也算合适吗？ 　　许多帝国主义的消灭者，连我也算在内，不赞成这样的等同。库诺尽管可以认为这是错误的，不过他就必须针对这一点进行批评。他的目前这种形式的全部辩论都没有打中我们，而且也不能帮助人们弄清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观点，因为这些辩论没有使公众看清基本的分歧。 　　关于帝国主义一词的意义的问题，看来也许是单纯的字眼争论或者完全是咬文嚼字。但是我们除了通过词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互相了解。而且只有我们大家都将同一个概念与同一个词结合起来时，才能够了解。因此个人也没有权利任意选择个别现象和概念的名称。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个人在选择自己用的名称时是受语言习惯和社会机体的活动约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个人要确定一种在他以前没有人知道、或者至少是辨别得不够精确的新现象或新概念时，他才有权自由选择名称。但是即使在这时，向来的语言习惯也会给他立下一定的准则。 　　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我们就必须问问自己，这个词是怎样产生的，它一向表示的是什么东西。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来的，它表示同一个世界帝国或是凯撒帝国（imperium）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图。就我所知，它最初在拿破仑第一的帝国统治下的法国出现，人们用它来表示帝国的政策。如果法国同志们今天还把帝国主义这个词按照相似的意义用于德国，用来表述他们相信能够在德国发现的帝国政权取得世界霸权的意图，那么，原因多半是在此。库诺理解错了，他认为法国同志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德国帝国主义的，即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最现代阶段只限于德国。其实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使用这个词同我们例如说法国波拿巴主义或是俄国沙皇制度的意义是相似的。 　　这个词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还有另一种意义。人们用它来表示通过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结成紧密联盟来用大不列颠代替小不列颠的意图。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大帝国（empire）。因此人们也还用它来说明一种特殊类型的帝国政策，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殖民地的兴趣。特别要通过关税政策的特殊措施使殖民地与宗主国紧密结合。但是这一来，不断增长的对殖民地的兴趣也要导致新地区的占领，从而导致同其他强国的对立和建立海军军备。 　　在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中，这种追求一个殖民地大国和军备的相似意图也出现了，一部分国家早一些，一部分国家与英国同时。英国没有首创这种新政策，不过给它起了名字。这种政策一般称做帝国主义。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描述这种意图。既然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出现，我们认为其中有一种规律性，并且研究了它们的原因。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做了库诺现在在我们著作中找不到的那件事的人，即研究新的帝国主义如何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条件生长出来。在我的发表于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的《新时代》杂志上的一组论文《老的和新的殖民政策》《新时代》第 16 卷（1897—1898 年）第 1 册第 25 期第 769—781 页。——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帝国政策或世界政策的新类型是工业资本发展、财政寡头的重要性的增加和资本输出的结果。然后希法亭一九一零年在他的关于金融资本的著作中第一次指出，资本的最现代阶段怎样导致货币资本特别是银行对于工业资本的支配，从而完全改变了工业资本的性质。他称这一新时代为金融资本。他用这个词来说明“银行资本，即货币形态的资本，它用这一方式在现实中转化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第 283 页）。他非常注意避免用人所共知的“帝国主义”一词来表示资本主义的这一最新阶段。他也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表示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表示一个“经济阶段”。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偏爱的政策。 　　我相信，我们有一切理由坚持对于作为原因的金融资本同作为结果的帝国主义的区分。这一区分符合把帝国主义理解为政策的一种特殊体系的这一语言习惯。论述帝国主义的不同作者对这一政策的细节理解不同，但是几乎全体一致把帝国主义看成政治制度，不是“经济阶段”、不是“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层的政策。 　　帝国主义正像它所代替的曼彻斯特主义一样，是资本主义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曼彻斯特主义也并不表示某一个“经济阶段”，虽然它也必然是同一个经济阶段相联系的。 　　…… 　　…… 　　每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合起来能够造成极其多种多样的综合情况，这些情况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时期的各个阶级的力量，始终是变化不定和无法估计的。一个政党或者阶级在某一时期所能支配的实际力量，不能根据理论来确定，只能根据事实来确定。当然，在这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会一再得到贯彻的，而在这一限度内理论也能使人洞察政治的前途。但是理论只能使人认识必然会使这一个或另一个政党或早或迟取得胜利的那些趋势，却不能确定胜利的期限。这种说法不仅对于那些指望明天就取得胜利的政党来说，而且对于那些指望在一百年后才取得胜利的政党来说，都是适合的。 　　对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实践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我们前进的某些确定的期限，而是我们对于发展趋势的见解。我们的策略是不是幻想，将取决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我们是否已经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的趋势。我们党内的“聪明人”一向在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一点，而不是我们胜利的确定期限。可惜库诺没有研究这个主要问题。但愿这是因为他还在坚持我们过去的“幻想”。 　　特别是这两种趋势变得重要起来：阶级对立尖锐化的趋势和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破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和它在经济上的破产是有点不同的。我怀疑无产阶级是否会容许经济破产有一天来到；在这以前资本主义的道义破产一定早就出现了。我把资本主义的道义破产理解成一个对当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政策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受它们剥削的、本来就对它们抱敌视态度的阶级即雇佣工人中发生，而且也在那些并没有直接从这一剥削获利、但是也没有直接受害的广大居民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中发生。这种介于无产者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的敌对态度比起雇佣工人的敌对态度来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但是它也削弱了维护现存事物的因素。 　　我从这两种趋势中看到了希望，一九零九年我在我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以如下的方式表述了这个希望： 　　“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难以预言即将到来的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因为一切需要考虑的因素，除了无产阶级之外，都是这样地不确定和不可估计。 　　能肯定的只是普遍的不安。能肯定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普遍不安、力量经常变动的时期。不管这个时期的形式和期限如何，在无产阶级有力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从而揭开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以前，它不再能以较长久的平静状态告终。 　　这一革命时期是否会像从一七八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一八七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长，自然是不能逆料的。虽然今天的一切发展都比过去迅速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战场也无比地扩大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场只是西欧。今天全世界都变成战场了。今天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战斗不仅在斯普里河畔和塞纳河畔进行，而且也在哈得逊河畔和密西西比河畔、在涅瓦河畔和达达尼尔海峡、在恒河畔和黄河畔进行。 　　也同战场一样巨大的、归根到底是从战场产生出来的任务是：世界经济的社会组织。”参见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126 页。——编者注 　　可以看出，我小心避免宣告确定的期限。到目前为止发展是按这里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的。不过发展也促成了一些现象，它们使我预计到这样的可能性，即有可能首先还出现别的情况。 　　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衰退，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减军备的意图，战前最后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最后还有不同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发展的国际融合，促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否被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取代，这一政策将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无论如何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是否也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答这个问题。“加入发展中来的新成分”“还看不清楚”。但是我赞同库诺的看法（第 11 页），即发现和考察这些新成分，是理论家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也完全支持他的这一看法，即认为“把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开始时遇到的经济情况，看成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96 页。此处引文同原文略有出入，原文是“把有关时期开始时……”。——编者注（也可以说：必然的），那就完全错了。他在这里引用了恩格斯的话，虽然恩格斯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用这句话的，但是我认为库诺对这句话的运用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也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某种不变的东西，并且考虑了通过金融资本本身的另一种类型的政策把它克服的可能性。 　　如果到了这种超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至少资本主义道义上的破产趋势就有可能暂时缓和下来。 　　库诺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不少现象看成资本主义破产的标志，而这些现象后来表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某一阶段的道义上破产的标志。例如受地产和货币资本束缚的工业资本的时期在将近一八四八年时就走向末日了，曼彻斯特主义的时期在八十年代也是一样。因此我们这一次可能还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而只是走向帝国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 　　目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将能对此起决定性作用。战争可能使金融资本家间的民族仇恨达到极点，使军备竞赛继续进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从而完全摧毁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我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表述的预断将实现到惊人的程度，阶级对立的尖锐化以及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都将迅速地发展。如果说，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就是真正必然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计，我们将大踏步登上那一“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在历史上必要的”阶段。库诺从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推论出资本主义会维持很久，其实他所说的话的反面才是正确的。 　　但是战争也可能有别的结局。它的结束方式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可能加速和平时期要令人等待很久的那一发展。 　　如果能达到各民族间的协议、裁军和持久和平，那么战前曾经使资本主义愈来愈趋向道义上破产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能够消失。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自然不久就会带来也许比已经克服的灾难还要坏的新灾难，不仅在资本主义的任何阶段必然要感到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要受这些灾难的害，而且比较中立的阶级和阶层也要受害。但是像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曼彻斯特主义以及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直到物价开始高涨时为止的帝国主义一样，超帝国主义暂时也可能带来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个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 　　我承认，仅就这一点来说，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哪怕只是道义上的破产，是为时过早的。但是我认为，宣称这种破产长久之后都不可能出现，同样也是过分性急的。 　　这种破产可能比你们所认为的来得更早。 　　战争的结局会作出定论。战争中所争的不仅是个别国家的胜负。战胜国也会受到衰落的威胁，如果帝国主义政策在战后继续进行的话。战败国也会如释重负，如果帝国主义一蹶不振的话。 　　资产阶级政治家所能看到的也许只到胜利和失败为止。我们的任务是看得更远，要看到战争以后。我承认这不是轻松的任务。我们需要拿出全部理论力量才担负得起这一任务。在这一方面我对于库诺的期望比对任何人都大。我现在仍旧对他抱着期望。 发表于 1915 年 4 月 23、30 日，《新时代》第 33 卷（1914—1915 年）第 2 册第 4 期第 109—111 页；第 5 期第 143—1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