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本文共九节，这里只选录了第九节的一部分。——编者按语 　　…… 　　我们已经看到，战争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折不扣的崩溃，或者不如说，有导致这种崩溃的趋势。要知道，经济实践的伸缩性比根据经济理论所预料的要大，经济理论为了取得科学的结果，必须把现实看成比它的实际情况更为简单和更为抽象。如果想达到科学的结果，在现实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中找到道路，那么这样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认为科学的抽象不仅是理解现实的辅助手段，而是现实的忠实映象，那就会叫人上当。 　　实际上经济规律同一切科学地发现的规律一样，仅仅意味着一些趋势，它们按照现实中的现象的不同程度的复杂情况而或多或少地遇到对抗的趋势，由于这些对抗趋势而受到修改。 　　例如这里所说的经济趋势在战争中也遇到强大的对抗趋势。 　　资本主义的贫困化趋势从它的萌芽时起就引起强大的抵抗。任何困苦都会产生反对这一困苦的斗争。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和力量就在于此。 　　不过在平时反对困苦的斗士只能从直接受难的那些人中间产生。热烈地参加这一斗争的其他人是为数很少的。民族战争改变了这一情况。人民军队有竭尽全力反对敌方军队的天职。但是如果士兵知道他的家属在战争中间并且由于战争而生活困苦，他是不能放心大胆地作战的。此外还有这一情况：现在各劳动阶级在社会中已经获得比从前远为重大的意义，反对困苦现在已成了不仅是受难者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急务，它要求采取属于社会主义方向的措施。 　　如果把国家（或者地方自治机构）对于经济关系的任何干预都当作社会主义，那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把每一个合作社都看成社会主义机构，同样也是错误的。国有经济和合作社是能够为种种极不相同的目的服务的手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是各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国有经济、地方公有经济和合作社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起作用的，如果它们是为了劳动阶级并且是由劳动阶级经营的话。 　　在一切作战国家中已经显示出由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为了贫穷困苦的人们的利益而以某种像是社会主义的方式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如果说困苦还没有成为人们根据纯粹理论的思考必然会预料到的那样巨大，那首先要归功于此。 　　美国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的损害。尽管如此，在八月底——我现在手头没有更晚的消息——那里不少食品的上涨已经远远超过德国，虽然人们所预料的必然会是相反的情况。在美国现在还听任资本主义自行其是。 　　在作战国家中，战争困苦不仅强迫社会机关为了贫苦居民的利益而干预经济生活，而且也强迫国家和官厅在这种场合请求无产阶级组织提供建议和协助。无产阶级的代表在观察时最不会受到资本主义偏见的蒙蔽，他们最擅长在思考时超出资本主义的界限，他们最乐于在实践中不让自己受到任何对于资本主义利润的顾虑的阻挠。 　　他们的建议和要求最为广泛，最适于阻止社会崩溃，而同时它们以社会主义因素感染社会。战争维持得愈久，困苦愈尖锐化，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基础愈削弱，社会主义的倾向就愈能加强，这些倾向即使并不总是能愈加支配决定性因素的实践，但是毕竟能愈加支配人民群众的思想。 　　在战后，只要迫切的困苦一旦消失，生产过程一旦重新按照老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一切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将作为无用的、甚至有害的措施而重新尽可能被废除。但是它所造成的印象不会这样容易地磨灭。 　　社会主义今天仍旧不仅在同资本主义有利害关系的阶层里遇到许多反对者。如果一切由于社会主义的到来可以得到好处的阶层都赞成社会主义，那末绝大多数居民现在就一定已经站在我们一边了。由于懒于思考，不能或不愿看得比现状更远，这就使他们远离我们。反对战争困苦的斗争一定会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引向我们。 　　因此，同样也因为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化，我们的队伍将很容易地扩大。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到，国家官厅和地方官厅目前同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们的和谐合作以及党派斗争的停止也会引起许多幻想，这些幻想能够维持到战争时期以后并且影响许多不是根据科学的认识而是根据单纯的信念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们。 　　在伯恩施坦最近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的拉萨尔论述他的《巴师夏·舒尔采》的通告信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美丽词句： 　　“单纯的‘信念’决不适于成为政治运动的承担者。它就本性来说是环境、脾气和情绪的产物，同它们一样是暂时的……真正持久的信念只能立脚在科学认识的岩石基础上。”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萨尔论他的〈巴师夏·舒尔采〉》。《新时代》第 32 卷（1913—1914 年）第 2 册第 19 期第 849 页。——编者注 　　“单纯的信念”从战争所带来的并且恰好是人民战争最会带来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加强所受的影响，比从官厅同社会民主党员的合作所受的影响可能还要大。 　　如果把民族感情理解成承认下述原则，即当本民族的独立和幸福受到威胁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维护和保卫，那么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的认识决不排斥民族感情。但是对于有国际思想的人来说，这种感情是同承认任何别的民族也可以有同样的意图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统一的共同行动才有可能，而这种共同行动是他们的解放斗争所不可缺少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一样，是根据这一精神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外国兄弟们并无任何敌意，并且对由于战争爆发必须对民族进行这样的保卫深感痛苦。 　　但是民族主义者的想法不同。民族主义者认为他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应当站在别的民族之上，应当统治别的民族。这种信念排斥了国际合作。遗憾的是，我们必须预计到民族战争也将至少暂时地加强无产者当中的这种信念。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国际的削弱，从而也意味着每个民族内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削弱。 　　…… 发表于 1914 年 9 月 25 日。《新时代》第 32 卷（1913—1914 年）第 2 册第 23 期第 979—98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