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根据上面的一些论断决不应该断定，工人士兵苏维埃比国民议会低劣。当然，如果涉及的问题是要国民议会还是要工人士兵苏维埃，就会出现后者比前者低级的情况。但是，这一问题的提法就其普遍性而言是完全错误和使人迷惑的。不如说问题应当是这样：什么是国民议会的任务和什么是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任务？国民议会适合于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而工人士兵苏维埃又适合于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 　　国民议会和工人士兵苏维埃，这两者是同样必要的，但是这两种制度的每一种都有它不同的任务。国民议会不能够完成工人士兵苏维埃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反过来也是一样。任务就是给每一种制度指定正确的位置。 　　革命有两个阶段，推翻旧政权的阶段，然后就是巩固和重新建设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阶段。 　　只有当政府组织用强大的实力手段来镇压迫切要求新制度的人民意志的时候，或者当它在不让人民知道和违背人民意志的情况下把人民逼上一条毁灭性的道路的时候，暴力推翻的阶段才能出现。到这时候，为了拯救人民，为了使进一步的社会发展成为可能，用力争向上的分子的实力手段来对抗政府的实力手段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如果力争向上的分子的实力手段由于人民的普遍反抗而占了优势，那么政府就会垮台，革命就会胜利。 　　要解决这个任务，国民议会是做不到的。倒不如说，革命的任务在国民议会不存在或者没有力量或者不代表人民意志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只有工人和士兵的反抗才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务，而这些反抗分子立即组织成工人士兵苏维埃这件事，同以前的革命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 　　这些苏维埃表明自己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极其有用的，这一阶段的主要事情是推翻旧政权。 　　但是革命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它一定要进入第二阶段，即巩固和建设新制度的阶段。苏维埃组织不能够执行这种新的任务。能够执行这种任务的只有根据明确规定的、保证议会得到普遍承认的选举权而选举出来的邦、省和地方的议会，一切阶级都在进行议会选举时较量彼此的力量。 　　不过工人苏维埃在这个时候也不会是多余的。阶级斗争在第二阶段不会停止，在第二阶段中不会出现阶级和解的田园诗式的状态。既必须由一个中央议会来使国家保持团结，掌管国家的立法和监督中央执行机构；同样也必须由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种活动，加强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的力量，通过不断从外界施加压力来鼓舞他们的热情。 　　在这种场合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是工人苏维埃的使命，而且它至少要在社会民主党陷于分裂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无产阶级战线的这段时间内，单独担负这一使命。士兵苏维埃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随着复员就自行停止了。农民苏维埃、手工业者、小商贩或家庭妇女苏维埃，就其从政治利益方面影响国民议会这一点说来，都是绝对多余的。如果我们想要以一个苏维埃会议来代替国民议会，我们就必须创立这些苏维埃，而当它们同国民议会并列时，它们就成为多余的了。但真正的工人苏维埃即使同国民议会并列也还保持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因此，不能说要国民议会还是要工人苏维埃，而是既要这一个也要另一个。 　　现在可以看出，在那些干脆把国民议会与反革命同等看待的《红旗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创办于柏林，后来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者注派人物所持的观点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把革命的第一阶段，推翻的阶段，看成是革命的阶段。他们不能理解，第二阶段可以与反革命的阶段有所不同。对他们来说，巩固阶段是一件可恶的事情，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因为他们想像社会主义必须同样用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建立起来，就像共和国是通过推翻君主政体建立起来一样。正像不经过与骚动和混乱相结合的暴力的发作就不能建立共和国一样，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不过，建立共和国同建立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以下一点上已经显露出来了：共和国在某些情况下只要几小时就能实现，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却需要几十年。还有一个区别，共和国和君主政体是互相排斥的。整个国家只能够或者是共和国或者是君主政体。与此相反，没有一种生产方式是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在上一世纪的过程中只能逐步地一个一个地掌握工业部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甚至农业共产主义的残余，直到今天还在资本主义内部保存着。因而，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将并存一个时期。 　　换句话说：社会革命是一个与政治革命完全不同的过程，它要求完全不同的方法，对于政治革命是好的东西，在很长时间对社会革命还不一定就是好的东西。 　　如果说政治革命不可能不经过骚动和混乱的话，那末社会革命就是以生产过程的继续进行为前提的。安定和秩序愈有保证，对新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信心愈大，社会革命就完成得愈好。而且既然通过一个国民议会能够尽快地做到这一点，既然国民议会能最好地使国家摆脱临时阶段，那末这种议会就是经济的必然性，并且是不仅限于发表声明而是要进行实际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要摆脱临时阶段和动荡状态，现在正是时候。 　　…… 　　……社会一旦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产的管理者而出来代替个别资本家的时候，它也随即从资本那里接受它对安定和秩序的需要。安定和秩序就成为完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旨在征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区别之一。 　　因此，人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企业要求国民议会这一事实感到困惑。这个事实是国民议会的反对者当作国民议会是反革命工具的证明而提出来的唯一论据。但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全都渴望下一年有一个丰富的收成。难道我们因此必须为了革命的利益而破坏这种收成吗？ 　　在国民议会的问题上，所有从经济上考虑的和已经认识到生产的经济需要的人都站在一边。只有暴力政治家，即那些相信通过暴力能够得到一切和仅仅依靠暴力就能够满足经济需要的那一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变种（可以称之为鞑靼式变种）才站在相反的一边。威廉第二和他的一派人都是由于过高估计暴力和蔑视经济而遭到失败的。这些人的覆辙应该是令人戒惧的。 　　必须向国民议会的反对者承认一件事：国民议会没有为我们提供我们在国民议会中将得到多数的保证。 　　确实是这样。但是人们应该认为，从这一点推论出来的只能是竭尽全力在竞选中争取多数这一讨厌的责任。不过斯巴达克派认为自己在这场赌赛中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而这恐怕是有理由的。…… 　　…… 　　在一个无产阶级构成人口多数的国家中，在一下子摧毁了两打政府的工人革命以后的第二天，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对于争取群众和在国民议会中夺取多数表示绝望。它对于在允许一切党派和阶级进入的竞技场里的精神斗争中维护自己表示绝望。 　　这个政党再也不能用比这更为厉害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无能了。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更大的信心，人民群众现在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人民群众对于迄今执政的各政党失去了一切信心。他们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解救，经济上的解救。经济利益将支配全部行将到来的月份，甚至很多年。因此群众要求一种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不是要求骚乱的永恒化，不是要求通过国内战争来延长战争。 　　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国民议会正在前进着而且任何东西都不能够阻止它。反对国民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够做到这样一件事：减少国民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多数。如果国民议会竟出现了反革命的多数，那末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正因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更加迫切地要求竭尽全力用支持国民议会的斗争来代替反对国民议会的斗争。 写于 1918 年底。柏林 1918 年德文版第 8—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