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的杂论

三、政治性群众罢工

1.武装起义　　在路斯尼阿米沙尔·路斯尼阿（Michael Lusnia），波兰社会民主党员，曾在《新时代》第 22 卷（1903—1904 年）第 1 册第 18 期上发表了对于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的批评文章《非武装的革命吗？》——编者注对我提出的种种谴责当中，还有一个谴责必须提出来，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由此得来的，即没有武器的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这个断言。　　我曾经指出过：“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武装起义和街垒战以及类似的军事事件现在还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的理由已经多次阐述过了，我不需要在这上面再多费笔墨。打垮军国主义，只可能是由于军队本身变得不可靠，而不可能是由于军队被愤怒的人民所战胜。”考茨基：《社会革命》。——编者注　　路斯尼阿首先指责说，我没有就这一观点继续阐述理由。他还要求阐述这方面的理由，这使我很惊奇。如果他真的不了解这些理由，那末他可以发现，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常常被人引用的序言当中，已无比精确地总结了这些理由。自从这个序言写成之后，没有出现过任何新的观点或事实，也没有作过什么反驳的尝试，否则这种尝试就会促使我们再一次探讨这个问题了。我在这里除了照抄恩格斯的话以外无事可做。　　路斯尼阿的表述本身，只能是为确证恩格斯的立场服务。他也必须承认，今天人民发动反对军队的武装起义就是发疯。如果他认为，下一次革命将用武器的暴力决定胜负，那末他指的不是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斗争，而是军队中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其中的一派转到了人民的一边。这肯定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它毕竟只是“军队变得不可靠”这个一般前提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同军队——只要它没有变得不可靠——不可能“被愤怒的人民所战胜”这一点丝毫不相抵触。　　但是，我们是否有理由对这个特殊形式作进一步的探讨呢？对未来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考虑，只有当它能够影响现在的实践和理论，只有当考虑的结果能够影响我们行动的力量和方向、我们宣传的成果、我们思想的明确性时，才是有意义的。既然我们无意在军队里进行宣传和煽动军队反叛，——今天，在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人这样想，所以在我们看来，对这种反叛可能采取和应该采取什么形式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讨论。反之，关于我们不要对人民的武装起义有所期待并且决不让别人挑拨我们发动起义这一事实，却不容有含混不清的地方，因为它即使对我们的行动不重要，然而对我们的宣传和我们的理论思想，今天就已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路斯尼阿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看来人民方面不可能也用武器的暴力还击国家政权的武器，那么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是否也就不可能在某一时候用暴力抵抗敌人的暴力行为呢？无产阶级就这样不加反抗地任凭政变加以宰割吗？难道它除了选票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武器吗？　　战斗的无产阶级在像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这种宪法之下，在政治上的成长是极其令人满意的。它没有丝毫的理由非法地以暴力的方式去改变宪法。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就必须在它的政治力量愈增长时，愈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它的敌人会推翻现存宪法，用一个对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镇压、对其组织采取暴力破坏的制度代替宪法，这是一个暴力的制度，它会招致强烈的反抗。　　在群众是按照社会民主党那样思考的地方，这样一种制度绝不可能导致人民的武装起义。如果这种制度最后一定要引起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那时这种反抗只会采用一种暴力手段，即罢工，无产阶级今天在经济斗争中已经十分经常地使用它来作为决定胜负的最后手段了。　　如果这种手段一开始就由于它的明显的毫无成果而表明自己和武装起义同样应该被摒弃，那末，这还没有证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即使在那时我们也远不需要绝望。今天，无产阶级是如此地代表着民族的未来，甚至代表着民族当前的生死攸关的利益，以致一个政府如果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就不能不使民族的整个生活本身受到限制和陷于瘫痪，——而这样一种状况迟早必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始终不能幸免的那些危机的某一次中引起经济的或政治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未来固然会更加没有把握，会更加取决于外部事件，而不是取决于它自己的力量，然而，它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知道自己具有一种武器，利用这种武器它就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敌人的暴力手段无能为力，那末它的信心、它的活力、它的自觉性以及另一方面敌人对它的敬重都会大大地增长。在这个限度之内讨论政治性罢工，或者也像人们不十分恰当地所说的那样，讨论总罢工，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3.组织的力量　　…… 　　统治机构今天也愈来愈依赖于为工资而劳动的阶级。整个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迫切地要求把愈来愈多的企业国有化，并且迫使整个的国家生活愈来愈取决于这些企业的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属于这方面的首先是运输业。商品生产愈发展，每个人生产的东西愈加不是他所需要的，而是他所不需要的，是为了出售的，那么，在到达消费者手里之前必须经过运输的消费品的数量增长得就愈多。企业间的分工也朝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一件产品从原料形式起到可供使用为止所必须经过的企业的数目增多了。这样一来，商业和运输业成了增长最大的职业。在德意志帝国，商业和交通的从业人员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工业中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而在农业中甚至稍许有所减少（百分之零点二三）。在铁路企业中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在邮政和电信企业中增长百分之八十九。　　但是，那种听命于金融巨头的现代大企业，也恰恰是在运输业里首先发展起来的。在金融巨头并非绝对地统治着的地方，国家政权由于这些企业对于整个国家生活、特别是对于发展国家的军事力量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很快地就试图占有它们。法国的特征是，铁路的国有化同所得税一样毫无进展，尽管在“统治集团”里有社会主义者存在，在那里仍然是金融巨头绝对地统治着。　　但是不管铁路企业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它的连续正常的工作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愈来愈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铁路员工被置于一种愈来愈严格的纪律约束之下，与此同时训练出愈来愈多的为铁路服务的军事力量。但是，除了国有矿山的工人以外，在雇佣工人的一切大的阶层当中，恰恰是铁路员工同建立一个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府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一个政府同无产阶级敌对，那他们的感觉是最直接的。　　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受政府剥削的工人的数目愈多，政府同资本主义利润的利害关系愈直接，这个政府的资本主义感情就愈重。　　因此，企业不断的国有化首先并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而是把现代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带到统治机构本身中并从而使这个机构更加灵敏的一个手段。　　在街垒战的日子里，国家在它的企业和军队中还不会这样地依赖雇佣工人，同时它也还不是这样地灵敏。但是即使在那时，街垒战的成功就已经与其说是建立在它的策略作用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它的瓦解组织的作用上。由于人民愤怒迸发的突然性和普遍性，街垒战使政府的首脑和成员陷于混乱和瘫痪，与此同时它给政府创造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需要发挥其最大的力量，需要极其冷静和一致。在街垒战不能引起这种作用的地方，特别是在政府对它已有所准备或者甚至是挑起它来的地方，街垒战的斗士都无可避免地失败了。一八四八年巴黎的二月同六月的日子之间，维也纳的三月同十月的日子之间，是多么明显的对比啊！　　鉴于现代的武器装备，今天试图通过武装抵抗来打垮政府，甚至是针对那最软弱、最昏聩的政体，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今天，不仅军队的武器要比五十年前厉害得多，居民的抵抗能力也差得远了。目前人们不可能自己给自己铸造枪械用的子弹；即使有可能从兵工厂里夺取枪械，没有相应的特殊弹药，这些枪械也是毫无用处的。　　对这种军事技术上的优越性的了解，今天使每一个具有必要的残酷性的政府都能镇静地对待武装的人民起义——一个残酷性较小的政府也不再需要害怕起义，因为它将不会同人民群众处于那样尖锐的对立之中，而只有这种对立才能挑起极度绝望的强烈爆发。因此不能指望，人民的武装起义还能够带来使政府焦头烂额并动摇它的工具所必需的那种巨大的道义上的作用。　　使政府的组织瓦解，是街垒战不再能实现的东西，现在应该由政治罢工来实现，同时政治罢工对政府的力量、镇静和坚定性提出最高的要求，这样就强使它后退或者逼迫它辞职。政治罢工成了国家组织和无产阶级组织之间的一场力量检验。政治性罢工和街垒战一样，是通过对政府组织的瓦解起作用的，这一点是帕尔乌斯在他的《政变和政治性群众罢工》（《新时代》第 14 卷第 2 册第 199 页以及以下各页）这一组文章里，首先并且出色地加以阐述的。任何一个想研究政治罢工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忽略这组文章。——作者注突然间整个生产被停止下来，工人群众被引到大街上，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群众担心得要命，为生活而担忧，为财产而担忧，整个的武装力量被迫不断地进行消耗性的行动，因为国内的每一个有产者都在要求它的保护，因为不上工的工人群众忙忙乱乱，避免同武装力量发生任何冲突，而在不存在武装力量的一切地方他们又结集起来。罢工每继续一天都加强着对立，它把罢工扩展到那些凡是有工业和大地产的平原地区去，增多着受威胁的地点，使军队更加费力，加剧着罢工者的苦难和激情、有产者的恐惧、政府的紊乱。这个政府迷了心窍，在这里干些极其残酷并且毫无意义的暴虐勾当，在那里又作些怯懦的让步，各方面都不断地强求它无论如何结束这一切，而它却没有计策不管用什么方法控制住这个消极的反抗，这个哪里也捉摸不住而却使政府到处瘫痪的反抗。　　如果政府强大到足以不顾这一切而坚持得住，它的工具没有失灵、统治机构没有陷入混乱，如果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全面停顿中保证国家机体的一切部分不受阻碍地发挥它们的职能，一直到工人的力量松弛下来，一直到工人被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重新匍匐在羁绊之下，或者是通过绝望的暴力行为寻求他们通过袖手的革命所不能取得的胜利——面前的时候，那么，政府的胜利是可能的，不过这个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要花很昂贵的代价才能换来。资产阶级担心胜利的罢工会带来的一切可怖的事情，这时或许要由罢工的失败向他们宣告。　　相反地，如果罢工者能够当他们在某一点上使政权组织瓦解——或者是由于他们把政府所需要的因素拉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是政府本身由于命令、反命令、撤销命令而制造了混乱，在它的追随者中造成了软弱无力和无计可施——以前的这段时期，保持团结和有目的的消极性，那末无产阶级就处于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那时有产者将失去政府可能保护他们的信念，在他们当中，对于任何的继续反抗都可能给他们带来毁灭的担心在增长，他们硬要政权让步，他们为了同上升的权力订立协定并且拯救还可以拯救的东西，而把政权丢在一边；政府失去任何的立足点，国家政权落到这个阶级的手里；它懂得在这场危机中最长久地维护自己在组织上的团结，它的镇静和信心是使广大的局外群众最为感动的，它通过自己稳重的力量本身解除了自己敌人的武装，这个阶级就是——社会民主党教育出来的无产阶级。

5.对政治罢工进行讨论的好处　　当我们对于将来如何运用政治罢工还毫无定论的时候，讨论这种斗争方法——我们或许根本不会采用这个方法，如果有必要采用的话，运用得越是出人意料，它起的作用就越是强有力——其目的何在呢？这难道不意味着，一方面是庸人自扰，另一方面是预先让敌人窥见自己的秘密吗？　　如果我们今天的行动不可能影响未来的形态，如果我们对未来的观点不可能影响我们今天的行动，那末，对未来绞尽脑汁便是毫无意义的。反之，在这种相互作用存在的地方，探讨未来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说将来运用政治性群众罢工不是绝对必要的话，那么它确实并不是绝对地被排除的。但是，正因为它——如果它要产生强大的作用的话——不应该是某个较小的组织为某个确定的时期所准备的行动，不应该是叛乱，而应该是无产阶级深沉的、普遍的愤怒的自动爆发，因此我们必须公开地来对它进行讨论。如果说一八四八年的街垒战（它把居民带动起来并取得了成功的结局）是自发产生的，那么它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从攻打巴士底狱开始的、经历了数十年之久的武装起义的实践，已经使这种方法为人民的情感所熟悉。这类的学习方式，在今天既不必要，也不受欢迎。政治权利的现状允许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对政治斗争的手段进行理论上的讨论，而这在一八四八年前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用这些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从实践中学习的必要性，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是儍子。今天民主的各种形式并不像修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使各阶级争夺政权的伟大决战成为多余。但是它们排除很大一部分牺牲严重的、注定失利的尝试，（即在新生向上的阶级的力量和成熟程度还没有达到真正地能够接管政权并有效地行使它的时候，就过早地挑动起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和政治性罢工相联系的一切试验都除外，那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发展它的理论并把它播入到同志们的意识中去，因为一旦无产阶级拿起、并且必须拿起政治性罢工这个武器时，只有在它事先就已经对罢工具有明确的认识的时候，它才会有的放矢地运用这个武器。　　但是，公开地讨论政治罢工，不仅是代替学习实践经验的权宜之计，而且还能够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产生非常有价值的影响。　　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那句话仍然是正确的。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地、主动地下台的。但是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暴力行为必须是新社会的接生婆。一个新生向上的阶级，要想推倒旧的统治阶级，必须拥有必要的暴力手段，但是使用这些暴力手段，也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意识到这类手段的存在，或许可能足以促使正在衰败的阶级与变得无比强大的对手达成和平的协议。　　无产阶级的力量手段越多，越强有力，它对于这些手段知道得越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这一种社会革命完全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它不取决于我们的和平誓言，不取决于放弃“贪食奇谈”（“Freßlegende”），也不取决于我们的保证或承诺，它们或者不被严肃地看待，而只当成是伪善，或者被判断为恐惧的表示，并且只会加强我们的对手拒绝一切值得称道的承诺。我们只有以自己的力量手段，使我们的对手敬服我们，并使他们去寻求同我们的和平论战，如果后者能不危害或延宕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话，我们也是欢迎的。“如果你要和平，就准备战争吧！”这句古语用在这里比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恰当。政治罢工是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种武器，它虽然是双刃的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然而它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却始终是危险的、或许是毁灭性的；我们政治斗争的其他所有的武器越是被剥夺、越是受到损害，最终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就越是增加。如果从我们的讨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就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制止政治灾变的状况。　　当然，即使是这样，人们也不可以对和平发展抱太大的希望。如果一个强盗想伏击我，他要是看到我手里拿着手枪，那末，他这时向我袭击、而我为了自卫不得不开枪打死他的这种危险，无论如何总比我把武器藏起来因而他可以不加防备地接近我时要小得多。所以，从这一立场出发，对政治罢工进行公开的讨论也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必要性，最终也是出于党的需要。近几年来，在我们队伍中展开的全部争论，基本上出于这种感觉，即感觉到在继续贯彻我们至今的策略和我们继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正在迅速地迎向同统治阶级的决战。如果在这一决战中，除了统治阶级自己赋予我们的武器——如普选权以外，我们不能够再拥有其他的政治武器，那时我们的前景定然是很糟的；那时，显然要去寻求一种策略，这种策略不是把这场决战延搁几个世纪，便是把它化为无数的、毫无意义的小斗争，或者效仿蒲鲁东主义者的样子规避斗争对象，规避政权。但是，在向敌人让步或者甚至于博得它的好评的所有这一切企图中，人们就陷入了一种危险，即为党的生存起见而牺牲掉构成这种生存的基础和权利的东西，从而把党引向软弱无力和缓缓的瓦解。　　不过，如果无产阶级意识到，它拥有很多不取决于统治阶级良好愿望的力量手段；并且即使它的敌人采取最残暴的方法，这些手段最终能够赋予它战胜它们的力量，那么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那时，它将平心静气地继续走它认为正确的、并且已经走了相当远的那条道路，而不受那些希望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在其血泊中溺死的阴谋家的煽惑，也不为那些希望它胜利、但又厌恶它的斗争的胆小怕事的朋友们的劝戒所动摇。　　作为在无产阶级中激起对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信心的这种高尚的、坚强的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我看来，就是传播关于政治罢工的最终可能性和作用的意识。首先为了这种不可估量的作用的缘故，探讨政治罢工的可能性和方法在今天已是如此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