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和战争

二党在战争期间的分歧

1.从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六六年　　自从拿破仑一世的时代以来，欧洲第一决战争是克里木战争（一八五四到一八五六年）。在那次战争中，神圣同盟完全解体了。这是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政府间为了在整个欧洲压制民主而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从一八一五年起一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期间内决定着欧洲的政治。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是对俄国保持忠诚的，奥地利的态度则摇摆不定，接近英法两国，而这两国则反对俄罗斯对土耳其的进攻。　　当时，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态度似乎毫无疑义地已经确定了：即反对俄国，反对这个不久以前表明自己是最顽固地反对革命的俄国。尽管如此，当时就已出现以拉萨尔为一方，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另一方之间值得注意的分歧的萌芽，这个分歧一直到今天还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国际”中发生影响。拉萨尔把奥地利看成是欧洲民主进步的最大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俄罗斯看成是这种最大的障碍。　　如果说这种分歧在一八五四年还只是偶而出现于机密函件中的话，那末，到一八五九年，矛盾就在小册子里尖锐地暴露出来了。这些小册子有一本是拉萨尔写的，有两本是恩格斯写的。虽然俄国当时还没有公然以奥地利的敌对者的姿态出现，但是拿破仑在对佛朗茨·约瑟夫宣战时已经与沙皇协同行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站在奥地利这方面。他们对于他们所熟知的这个多瑙河帝国的缺点一直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认为，作为对付俄国扩张的堡垒，这个帝国是不可少的。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一八六零年）中，卡尔·马克思指出；“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奥地利有理由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奥地利在东欧抵抗着俄国的前进，这种抵抗是无希望的，不彻底的，懦弱的，但是顽强的”。（见原书 77 页）恩格斯在他的《波河和莱茵河》这本小册子里（一八五九年）说，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事业是值得寄予最热烈的同情的。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被认为是不能持久的。但是虽然如此，一旦奥地利不是同意大利一国打交道，而是同沙皇的奴仆拿破仑打交道——拿破仑想要解放意大利以便伸展到莱茵河左岸，人们就必须立即站在奥地利这一边。在那种情况下，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就具有“军事阵地”的意义，这种阵地只有在人们不能守住的时候才会被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问题立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从属于军事问题；假如我们受到攻击，那末我们就要自卫。（原书 62 页）　　战事发生不久以后，恩格斯发表了名叫《萨伏依、尼萨城和莱茵河》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把保持德奥两国团结以对付拿破仑和沙皇的行动作为“民族运动”来进行辩护。　　“我们中的一个受到了攻击，而且是受到第三者的攻击，这个第三者与意大利毫不相干，但是它对于占领莱茵河左岸却兴致勃勃；面对着这个第三者——面对着路易·拿破仑，面对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传统——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人民的本能觉得要这样做，这个本能是对的。” 　　“但是哥达自由派庸人多年以来根本就不再把德意志的奥地利看成是‘我们中的一个’。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战争可以削弱奥地利，从而有可能使小德意志帝国或大普鲁士帝国终于出现。大批的北德庸俗民主派人士同他们联合在一起，指望路易·拿破仑会粉碎奥地利，然后使他们得以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把整个德意志统一起来。”（第 4、5 页）　　拉萨尔在他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使命》这本书里的说法与此完全不同。他认为，奥地利比俄国，比拿破仑专制政治更可恨：　　“奥地利吗？俄国是一个天生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的专制政府只想在与它的专制利益不相抵触的限度内使俄国文明化。在俄国，野蛮会得到原谅，因为它是民族的本质。奥地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奥地利政府是在与境内诸民族相矛盾的情况下奉行着野蛮的原则并且人为地用暴力来迫使文明民族屈服于它的”。（拉萨尔演讲论文集，伯恩施坦所编版本，卷一，第 306 页）　　他又说：　　“奥地利就是一种顽固不化和彻头彻尾的反动原则。因此从它存在之日起，奥地利就是一切自由思想最危险的敌人。路易·波拿巴本人是一个专制帝王，一个暴君。但是，他不得不使他的统治所依赖的而且不断一再加以宣扬的那些原则，却是民主的”。（第 310 页）　　德国对法国的进攻性战争，即使最初只是对波拿巴主义发动的，但在拉萨尔看来，也是“文明历史上的不幸”：　　“两大文明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间的和睦友善，是一切政治自由、欧洲的一切文明进步、精神理想上的任何发展和实现，简言之，是一切民主发展从而也是一切文化发展都根本无法摆脱地所依靠的基础。” 　　“不仅某一民族的命运随着这一基础而定——它而且是整个欧洲民主的生存问题”。（第 349 页）　　但是拉萨尔却决没有由于这种国际立场而谴责一切战争。他的小册子的论述反而终于归结为这样一个要求：即普鲁士应向丹麦宣战，以便取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凡是拿破仑在意大利所做的事，普鲁士也应该在北方照办。　　不是立刻，而是在短短几年之后，普鲁士完成了拉萨尔一八五九年向普鲁士所提出的任务。由于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发生了一八六六年的战争，而拉萨尔已不再能看到这场战争了。在这次战争期间，施维泽尔继续了拉萨尔对奥地利的态度。在一八六六年六月十六日的一次讲演里，施维泽尔宣称：工人们应该袒护那个赋与人民以普选权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不是奥地利：　　“奥地利，先生们，奥地利啊！谁曾听说公理和自由在奥地利方面？只有撒谎者和骗子才向你们说，公理和自由在奥地利方面……。” 　　“如果我们得以继续促使普鲁士政府对我们让步——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即只有在普鲁士才能有我们活动的根据地，而在奥地利，我们仍像过去那样手脚被束缚，那末，先生们，我们将要有所偏袒，并非像那些说谎者和头脑简单的饶舌者所说的那样仿佛我们要反对公理和民族自由，但是我们倒是要反对奥地利政府和联邦经济；那末，我们将希望和期望，胜利不属于奥地利的旗帜方面，而属于普鲁士的旗帜方面，不属于贝奈德克的旗帜方面，而属于俾士麦和加利波第的旗帜方面”。（施维泽尔政治论文与演讲集，梅林所编版本，第 155 页）　　当然，这与拉萨尔一八五九年所主张的政策不完全符合。当时他要求从奥地利割出它的非德语各省、意大利和匈牙利；奥地利人口将减少到加入（德意志）联邦时的一千二百九十万人，并且因而就把奥地利降低到既不能以人口又不能以才智、威望等和普鲁士相抗衡的地位，从而使“奥地利干脆变成德意志的一省。”（伯恩施坦所编版本，卷一，第 325 页）　　在一八六六年，问题就不在于此了，而在于建立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国家联盟。　　至于施维泽尔所大肆攻击的那些“说谎者”、“骗子”和“头脑简单的饶舌者”，显然也指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而言。他们两人坚决反对给俾士麦政策以任何支持。他们两人在五月八日莱比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就已经提出过下列的决议案：　　“(1)德国目前的危急局面是由普鲁士政府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所引起的，同时也是民族联盟政策以及哥达派赞成普鲁士领导地位的政策的当然结果。(2)我们认为，对这种非德意志政策给予直接或间接支持，都是损害德国人民的利益的。(3)德国人民的利益只能通过从一种用秘密投票方式举行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选举中产生的、并且由普遍的人民国防军来支持的国会来维护。(4)我们期望，德国人民只选举那些反对任何世袭的中央政权的人士来做人民的代表。(5)我们期望，如果在德国发生一种其结果只能是由外国乘机取得德国领土的内战，德国人民就会万众一心地奋起用武器来保卫德国人民的财产和荣誉。” 　　这个决议案被一致通过，连与会的拉萨尔分子也在内，大会的主持人就是这些拉萨尔分子中的一个。（倍倍尔：《我的生平》，卷一，第 145、146 页）　　恩格斯也担心，战争会给法国以干涉德国事务和吞并德国领土的机会。他在给马克思的信（四月二日）中十分尖锐地反对普鲁士和支持奥地利：　　“关于俾士麦，你的意见如何？现在看起来几乎是这样的：他要挑起战争，从而向路易·波拿巴提供最理想的机会：毫不费力地取得莱茵河左岸一片土地并且从而得以终生占据它。当这种战争发生时，每个对此负有共同责任的人都应受绞刑，我抱着同样的公正无私的态度，还希望这种处罚扩展到奥地利人的身上，但是我的主要愿望还是要让普鲁士人受到无法治愈的责打。那时便会有两种可能：一、奥地利人于两星期内在柏林主持媾和，从而避免外国的直接干涉，从而同时也使现今在柏林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并且出现另一个运动：它从一开始起就否定特殊的普鲁士精神；或者，二、在奥地利人来到之前，柏林就发生了突变，于是这种运动也会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三卷，中文版第 365—366 页）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战争的谴责，并不就像人们常常所认为的那样，会排除在战争爆发后偏袒某一方的可能性。恩格斯在同时以极尖锐的方式一面进行谴责，一面表示偏袒。尽管他希望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的政治家都由于他们对战争负有罪责而应受绞刑，但他同时仍希望奥地利人获胜。　　大家知道，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在恩格斯的信写成后不多几天，普鲁士就同意大利结成同盟，因此力量对比就变得十分不利于奥地利了。

2.一八七零年　　战争的结果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的那种结果。他们两人正如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那样，宁愿要一个民主的大德意志，不愿要一个半专制的小德意志。可是他们不是那种每逢世界历史的发展不符合自己的希望时就退到密室里去生气的人。他们承认，有必要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李卜克内西则较难于适应新的局面，还一直在指望普鲁士政权被推翻，并且对普鲁士的敌人寄以很大的希望。　　无政府主义者将李卜克内西于一八六九年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特别在国会问题上的政治立场》的演讲理解为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度；在这篇演讲里无疑有个别语句显然含有这种意味。但是谁要是结合历史情况来阅读这篇报告的小册子，他就会明白，李卜克内西的这种厌恶态度，纵然在形式上偶或有些一般化，但仅仅具体地针对着北德意志国会的工作，他认为这个国会是一种不能持久存在的临时状态。　　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可以理解，李卜克内西在一八七零年德法战争爆发时采取了完全孤立的态度。他要求否决由政府提请国会通过的战费案。倍倍尔认为否决是一种错误，因为这从而就偏袒了拿破仑那一方。但是倍倍尔又未能下决心去拥护俾士麦的政策。他认为弃权是最适当的做法并且还终于说服了李卜克内西。　　在倍倍尔所陈述的弃权理由中包括这样的话：　　“目前的战争是封建王朝的战争，是为波拿巴王朝的利益服务的，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战争为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服务那样。” 　　“我们不能批准这种为进行战争而向国会要求的经费，因为这将会是对普鲁士政府的信任票。这个政府由于一八六六年的行动而替目前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我们也不能拒绝所要求的经费，因为这可能被理解为赞同波拿巴的残暴的和罪恶的政策”。　　这就明白地说明了不批准战费的理由是由于一八六六年的事件。　　但是党的执行局（委员会）却认为，连弃权也太过分了。布拉克就这个问题提出报告说：　　“这个声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声明）引起很大的激愤情绪，我必须承认，当时工人党的委员会——我荣幸地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把这件事看成是策略上的错误……在战争爆发时，我们只着眼于这两点：一、假使这次德国方面全力以赴的战争导致法兰西皇帝的被推翻，那末法国的民主必然会有更宽广的发展余地；二、在德国民族思想必然会乘这次战争机会蓬勃兴起的情况下，德国的统一也许会在人民的参与之下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影响之下付诸实现，而且“民族问题”今后不再会对伟大的自由的社会民主运动发生扰乱和阻挠作用。” 　　“由于满怀着这些思想，我们认为我们党内朋友的这个声明是一个错误，尤其在这时候：即民族运动正在非常有力和深入地发展着，同时我们有理由害怕，一旦社会民主运动与民族运动相对立，前者就可能被后者暂时吞没”。（威·布拉克：《布朗石维格委员会等在吕乘以及在法庭上》，第 2 页）　　此后不久，这种分歧就具有一种异常令人激怒的性质。因此倍倍尔就在他的《我的生平》一书中提到了一八七零年八月十三日的下列信件，这封信在莱比锡叛国案审讯中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信中说：　　“如果委员会对李卜克内西采取行动，那末我们就不再向《人民国家报》投稿。根据你们的信来看，好像你们已经陷入民族狂热，好像你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这次战争看成是一种纯封建王朝的战争，这未免太过分了。比起他们来，党的执行局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它期望从这次战争中产生一个德意志国家。但是它在这一点上却是错误的：即它以为一八六六年的事件这次不会发生，新的德国将会包括所有的德国人在内，新的德国“也许会在人民的参与之下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影响之下付诸实现”。　　这种期望在委员会（党执行局）七月二十四日所拟定的、七月三十日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宣言中表示出来。委员会的宣言中包括这样一些话：　　“只要恶魔还把法国兵士束缚在拿破仑的脚跟后面，并且用战争和破坏来威胁我们德国的边境诸州，我们就要极坚决地出力保卫德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性，不受拿破仑和任何其他的专横统治的侵犯。德国人民争取实现民族统一的努力也是合理的，如果德国人在面临着目前的共同危险时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那末共同的斗争就会使联系越来越紧密，也许从今日的大动乱状态中，在最近将来产生一个德意志国家，我们大家都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对于这个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包括整个德意志在内的国家的诞生，发挥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以便在可能情况下促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国家的出现，而不是一个封建王朝国家的出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严肃和艰苦的斗争使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能体现我们的理想，即使这个国家在它诞生时还带有王朝的色彩”。　　这种由于上述期望和“民族狂热”而使党发生分裂的分歧，也许会使党内若干同志觉得很悲观。　　例如，布拉克就显得很忧郁。七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盖勃说：　　“确实，盖勃，党的情况看来很不妙。在这种混乱中，我们本来能争取到的一切，都落在他人手里了。现在只差这一点了：即他们懂得在有关的地方用社会主义的让步去愚弄工人，——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可能发生许多事情——。借此完全毁灭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如果他今后不按我们的意思编这份报纸，而监察委员会也不去迫使他这样做，那末我们——至少斯庇尔和我——将辞去职务，因为我们不愿对党的毁灭负担共同责任”。（布拉克：《布朗石维格委员会》，第 6 页）　　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在九月一日就写信给布拉克说他有移居到美国去的兴趣，“因为对那种爱国狂热感到厌恶”。（倍倍尔：《我的生平》，卷二，第 181 页）　　但是事实的逻辑却出人意料地迅速克服了所有这些分歧。色当大捷以后，德国安全所面临的任何危险都已消失，但是新的危险却代之而起：即防御战变成征服战；这时，党就迅速团结起来一致行动。　　委员会在九月五日发表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刊登在九月十一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宣言中首先祝贺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接着强调说，对拿破仑的军队进行防御战，即进行保卫德国独立的战争，这是所有德国人的义务。　　“我们德国兄弟们由于空前未有的骁勇善战、由于伟大的视死如归精神而光荣地赢得的胜利，使我们深为感动。身为这样英勇的民族的成员，这确实能使我们引以自豪。但是，现在，在意识到极光荣的胜利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不因难以控制的胜利狂热而陶醉，‘这种胜利狂热容易冲昏人们头脑’，而应该冷静和沉着地自问，现在我们应当做些什么。面对着事态的新转折，我们的责任更加倍地重了。” 　　宣言探讨了这种转折及其后果，然后说：　　“因此，德国工人应该立即普遍地发出关于同法兰西人民缔结光荣的和约的呼声。” 　　不兼并土地的和约就称为光荣的和约。宣言里还详细援引了马克思在一封信里关于这一点的论述，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探讨了兼并亚尔萨斯—洛林所能引起的种种后果。委员会在附言中宣称：　　“党立即依照我们的宣言在各地举行规模尽可能大的人民群众大会以反对兼并亚尔萨斯—洛林并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这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同意或不同意以及关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一切分歧，立刻都被遗忘了，党变得团结一致从而也变得又充满信心了。但是迫害也同时发生了。九月九日，党的执行局委员被逮捕了，最后对他们进行了审讯。　　这种转变是由于战争在德国方面从防御战变成征服战而引起的。卡尔·马克思的干预促进了党执行局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这双方意见的接近。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没有丝毫“民族狂热”，然而他对于我们这两位议员的行动并不是无保留地赞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开始时抱反对拿破仑的态度。马克思在七月二十日就曾写信给恩格斯说：“法兰西人需要鞭笞”。　　对马克思说来，无产阶级的利益对于他的态度是有决定意义的。他继续说：　　“如果普鲁士人胜利，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就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德国的优势会使西欧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法国移到德国，人们只要把一八六六年到现在两国的运动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优于法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同时也就是我们的理论对蒲鲁东等人理论的优势。” 　　不过，如果德国工人于是就认为，他们当时的优势一定会永远保持下去，不受特殊历史情况的支配，或者甚至有人想从这几句话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曾替德国工人在“国际”中要求领导的地位，那末这就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精神了。他和恩格斯都把任何国家的这种要求看成是对于“国际”的一种危险。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五月，恩格斯写信给我说：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只有在独立国家中间才是可能的。一八三零到一八四八年之间的有些共和色彩的国际主义，是团结在那个想要解放全欧洲的法国周围的，因而就使法国的沙文主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法国要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从而还有那种使它居于领导地位的天赋权利，天天都在妨碍着我们的工作（这是对布朗基分子的讽刺，而且也很强烈地讽刺了诸如马隆之流的人）。在“国际”中，这种现象也是相当地理所当然的。只有事实才一定会教训他们和其他的人们——而且还必须每天这样教训：国际的合作只有在平等的人中间才是可能的，甚至一种 primus inter pares（平等者中的为首者），至多也只为了直接的行动才可能有。　　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德国工人阶级优势的说法不能被理解为含有沙文主义的意义。在一八七零年，人们当然可以强调这个优势，因为当时只有思虑深刻和抱有远见的人才能看出这个优势，相反地，从外表上看起来，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当时却占优势得多。　　今日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平等比起一八七零年来好得多了。除了对理论根本不感兴趣的盎格罗萨克森世界以外，各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策略上都处于平等地位。在组织上，它们彼此也越来越接近。　　所以今天的情况与一八七零年时完全不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信件在今天往往被人们援引来解决目前的战争问题，而人们却不考虑到今昔形势的不同。　　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国胜利，马克思还是钦佩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战费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认为这是“勇敢的行为”。　　再多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态度是不必要的。伯恩施坦已经把最关键之点在《新时代》杂志第三期所刊登的《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七零到一八七一年战争第二阶段》那篇文章中加以说明了。　　我们在这里指出的重大分歧，单单在埃森纳赫派人士中间就已经存在了。被倍倍尔称为“民族狂热”的情绪，在拉萨尔分子中间，比前者表现得还更强烈得多。关于这一点，梅林在他写的党史中说：　　“示威行动（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用弃权来表示的示威行动）作为一种示威而言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俾士麦的阴谋诡计本身是同波拿巴的阴谋诡计同样可憎的。不过，只有在有可能使俾士麦和波拿巴不能施展其伎俩的时候，这种道义上的示威才会成为实际的政策。只要还不存在这种可能，那末就要看谁的事业更恶劣，谁的胜利更不吉祥。但是这个决断是不能含糊暧味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说得很对：‘拿破仑的胜利意味着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的失败，意味着波拿巴的横暴军队在欧洲的无限权力，意味着德意志的完全支离破碎。’因此拉萨尔派的议会代表赞同通过战费案，不仅施维泽尔和哈逊克莱威如此，而且已经加入埃森纳赫派的弗利煦也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版，第 5、6 页）　　我们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些分歧，因为一八七零年的形势同目前的形势十分相仿，如果不同时也考虑到这两种形势的区别，那末这种形势的相仿当然容易引起误解，就像以上所说的那样。但是，今昔对比就可以表明，一八七零年的形势比今天要简单得多，可是当战争爆发时党内仍然出现了何等的矛盾！

3.一八七零年以后　　下一次战争，即由于巴尔干诸民族对土耳其人的反抗而在一八七六年发生的俄土战争，也重新引起了这样的矛盾。　　这次形势同克里木战争的形势相似，但毕竟还构成另一种形势。巴尔干诸民族在巴黎和约以来的二十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要求独立，要求脱离土耳其。沙皇支持他们。　　社会民主党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就像社会民主党人显然会做的那样，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吗？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说，使沙皇——欧洲种种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具有最高度的力量和危险性吗？巴尔干诸民族的代表人的回答是：绝对不能。只有在没有其他欧洲大国关心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倾向俄国。欧洲东南部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民族国家，比起一个腐败的、由于内部倾轧而筋疲力竭的多民族国家的无力的专制政治来，会成为对付俄国专制政治的更好得多的堤防。巴尔干诸民族所要求的民族独立，是一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滋长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有前途的。由于人们使俄国成为巴尔干国家的唯一保护者，人们于是就使俄国获得了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只有那些顺应必然的发展方向而行动的人才具有的。恰恰是为了遏止俄国对巴尔干的影响，欧洲就必须保卫巴尔干国家不受土耳其侵犯。　　接着，党报上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倾向土耳其一方的有年老而最有声望的同志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而站在另一方的只有那些无声望的年轻人。当时我在党报上就外交政策进行了我的第一次论战——与我们的老一辈看法相反。这两种观点反映在两本从书名上就可以顾名思义的小册子里。一本是李卜克内西著作的，题目是《论东方问题，或者：欧洲应该哥萨克化吗？对德国人民进一言》。另一本是柏林一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银行职员哈·赖威写的，这个人没有具名并且后来不在党内了。这本书题名为：《论东方问题，或者：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土耳其化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进一言》。　　这种分歧后来又重新发生，也即在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七年当土耳其一方面同亚美尼亚人，另一方面又同希腊发生冲突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再一次主张了土耳其的观点，而伯恩施坦、卢森堡同志和我则同他的观点相反。一八九六年十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土耳其的混乱》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用下面这几句话做开端：　　“任何一位留神的观察家都能看出，社会民主党报纸对于土属亚美尼亚人反抗土耳其苏丹统治及其同盟国的斗争的态度决不是一致的。一会儿出现了有利于亚美尼亚人的文章，一会儿又出现了或多或少地直接偏袒奥托曼政府并且把亚美尼亚人的运动归咎于俄国政府代理人的阴谋活动的文章。仅在一点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即各方都避免明确肯定地说，社会民主党应当赞成哪一种针对目前混乱局势的积极解决办法或者表示偏袒哪一方的意见。”（《新时代》，第十五期，第 108 页）　　伯恩施坦认为这种不表示赞成哪一方的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坚决地站在反对苏丹的那一边并且欣然赞许卢森堡同志当时本着同样的精神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非常出色的文章”。为了同样的目的，我在一八九七年三月为《前进报》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李卜克内西作了详细的答复。　　由此可见，几乎没有一次战争不使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交战的这一方或那一方表示偏袒，而且常常是热烈的偏袒；几乎没有一次战争不同时还引起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重大分歧。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把这种偏袒看成是违反国际团结的诫条或者看成是赞成战争。